事實上，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不論司法、行政、軍事、外交、政治、經濟、貿易、出入境管理，都在自己的主權下執行。對台灣存在的現實，國際社會與中共當局要如何務實面對，才是問題。而台灣近日的發展，也更具備做為主權國家的條件。

　台灣已經將台灣省政府的組織加以精簡。所謂的台灣省，是以中華民國之支配地域仍及於大陸為前提的行政組織。「台灣省」只是廣大的中國大陸的一個行政區域。 但是，現在台灣實際統治與有效統治的領域為「台灣中華民國」。正如李總統常常說的，將來大陸進行民主化後，內政必將產生很大的變化，政治型態也可能更加多元化，或承認不同的政治實體存在，則台灣做為「台灣中華民國」之存在形式，就可以擁有很大的彈性，來因應中國大陸的各種變化。

　台灣的民主化即為「人民自主」 首先從民主化的問題談起。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非常獨特。現在全世界研究台灣問題的人，或許已有所了解，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如何以民意為依歸，實現「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理想。這是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 但是，台灣民主化的實現，並不僅是美國所謂的自由與民主的問題。這是未來國際社會探討「自由民主」時，不能忽視的問題。

　台灣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標？簡單來說，就是「台灣的本土化」。 我在去年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只寫到「中華民國在台灣」。但今天，我卻已考慮提出「台灣中華民國」。因為，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認同問題是絕不容迴避的重要問題。

　「自由民主」是世界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何謂「自由」，在各個國家因面對的環境不同，必會有不同的解釋。 就台灣的情況而言，長久以來，台灣人民都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政權。因此，「自主」應該是台灣民主化所應致力實現的目標。今天，台灣的民主化已經完全成功了嗎？其實並不然。事實上，昔日的統治結構依然存在，甚至操縱了傳媒、輿論與教育。對民主化的推動，形成了極大的阻礙。 台灣的民主化，不似美國的「自由民主」那般單純。

　正如中所述，台灣還有「認同」問題。 「台灣的主張」英文版書名為「走向民主的道路」（The Road to Democracy），副題為「台灣認同的追求」（Taiwan's Pursuit of Identity）。我認為，認同的追求，是主導未來台灣政治發展的中心議題。 「認同」為何是台灣的重要問題？我想藉此略做說明。 雖然在今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前，我仍然擔任中國國民黨的主席。但是，國民黨曾是「外來政權」，卻是不容否定的事實。我在與已故的司馬遼太郎先生談對台「出生地的悲哀」（台灣紀行，朝日新聞社刊載）中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曾略有觸及。多年來，台灣人民一直為外來政權所支配。直到我們逐步推動民主化，才使台灣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也才使「特殊國與國關係」的主張漸臻成熟。

　由「中華民國在台灣」轉變成「台灣中華民國」 「台灣與大陸是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是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國公共電視台德國之聲專訪時，所作的答覆。 當時，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非常受到矚目，而近來民主化的成功，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中共當局一直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中共對台灣的威脅，使兩岸關係處於緊張狀態，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您如何來處理此一危機？」 對於兩岸關係存在的問題，我一直思考要從兩方面來加以解決。我在美國「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的論文，已明確指出，「台灣是主權國家」。

　 台灣已重生為「新的共和」 台灣雖已具備作為主權國家的條件，但仍有一個問題存在。那就是，台灣不論對內或對外，都未曾明白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雖然我們已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說法，卻未曾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我認為，這是一個必須檢討的重要問題。 我們的主張是，中華民國早即存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才在大陸成立的政權。 從一九九一年起，我就承認中共在大陸的有效統治。亦即，承認中共政權的存在，並主張，在此一基礎上，終止兩岸的敵對狀態，展開對話與交流。 此一主張的目的，即在宣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不同的實體。 以往，我們是以「一國兩府」的方式來加以說明，但顯然有所不足，必須以「一個中國，兩個國家（一中兩國）」的思維代之，才有利於台灣地位的保障。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一旦承認中共，中共即成為「新國家」，而我們則是「舊國家」。

　但是，「舊國家」也已經產生本質的變化。現在的中華民國，不再是以往的「民國」，而是擁有嶄新內涵的「新的共和」。 儘管我們在一九九八年對憲法內容作大幅修正，調整政府組織層級，精簡台灣省政府，但對憲法第四條，有關國家領土的規定，並未作更動。該條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並未明示疆界範圍，對各種情況都能適用。目前台灣有效支配的地域為台、澎、金、馬。我們也可以說，這就是國家的領土範圍。並不需要特別修訂憲法，另外界定國家之領土。 況且，如果我們修訂憲法，重新界定疆界，恐怕也會刺激美國和中共，迫使他們採取某些行動。 與其如此，我倒不如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並宣示我們也是一個國家。這就是我針對德國之聲的問題，所作的說明。 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在一九四九年自中華民國分離，而在大陸成立的。在此之前或之後，中華民國一直都存在。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自中華民國分離出去的一個新國家。 我認為，如此的說法，是對台灣最有利的一種說法，也是最符合事實。除此之外，似乎別無他法。 例如，台灣並非任何一個國家的殖民地，因此，提出「自決」並不恰當。而且，我們目前沒有要求「自決」的必要。而「獨立」一詞更是不妥。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並不是我突然脫口說出的，而是許多學者研究數年的結論。 事實上，台灣也的確是朝此一方向逐步前進。在此一發展過程中，台灣的認同問題，已達到「台灣中華民國」的階段。中華民國已不再是中華民國，而是「新的共和」，也就是「第二共和」。

　何時會由誰明確作此宣示，我仍不知道。但為了台灣的未來，這是必得跨出的一步。 台灣的民主化非常困難，非常痛苦，也非常複雜，卻還有許多人至今仍未了解。但是，近來已有許多學者對此問題有深入的認知，如東京大學若林正丈教授所著的「蔣經國與李登輝」（岩波書店），即清楚呈現了此一觀點。 我在「外交事務」季刊發表的論文中，也提到這個問題。此一立場的確立，對台灣未來民主化的持續推動，有極深遠的影響。 令我擔心的是，繼任的陳水扁總統會不會繼續務實的推動這項工作。雖然難免有波折，但我相信，他應該會繼續推動才是。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跳躍式的主張 為何會選擇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有時機考量的。當時，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已決定於十月間來台訪問。汪道涵原定四月訪台，卻一再延期，決定拖到十月底，這其中大有緣由。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國五十週年國慶，中共當局似乎有意藉機宣布「以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統一台灣」。若真如此，台灣將被逼入絕境。 如果此時不明確宣示「兩岸關係為國與國關係」，我們就將喪失機會。 如果我事先就作了明確宣示，在汪道涵訪台時，我們就可以說：「兩岸既為國與國關係，就可以對等的立場進行對談。」因此，我們必須在七月的時點，宣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有人以為，我選擇對德國媒體宣示此一立場，是考慮到德國統一的前例。其實不然，德國問題與台灣問題截然不同。 事實上，汪道涵來台時，如果抱持「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中共政權是中央政權」的立場，則無法進行任何對話。

　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到上海和北京，汪道涵一到會場也是以「我是中央，台灣是地方」的態度對待。 這個問題的起源，是「一個中國」的問題。一九七二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上海聯合公報中所宣示的「一個中國」，後來逐漸被扭曲。尤其至柯林頓主政後，政治外交完全以商務為主要考量，失去了美國原本擁有的理想主義。「一個中國」的問題重心也逐漸轉移，偏離原有的意義。誤認為「一個中國」即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的中央政權為中共。 「一個中國」原來是具有不同意義的。台灣認為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而中共認為的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美國有美國的看法，但我們的認知是如此。 但是，現在，「一個中國」卻被扭曲成「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央政府，台灣只不過是地方政府」。如果我們不提出辯駁，台灣就會被逼進死角，難以生存。

　 「台灣是一個國家」，因為「全體國民具有一致之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