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李登輝時代」的結束？

　在前一節中，中先生說：「『李登輝時代』創造了『生為台灣人的幸福』。」我對此深有同感。 但我也必須說明，「李登輝時代」的結束，並不會讓台灣人失去幸福，相反的，會讓大家對今日的台灣以及未來台灣的發展方向，有更清楚的認知。

　「李登輝時代」究竟如何開始，又如何結束？我想有必要由我自己來加以說明。而各位讀者所關心的，我面對政權交替的心情、如何決定辭去國民黨主席、卸任後的個人計畫、對新政府的期望，以及對日台關係的展望等等，我也要藉此略作說明。

　△國民黨雖然充滿矛盾，卻是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

　自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以來，我的工作重點大致分為兩部分。第一是開展台海兩岸的和平交流關係，也就是終止兩岸的敵對狀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有效統治。

　國民黨政府播遷台灣以來，即訂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強調大陸與台灣是處於武力對峙的內戰狀態。在繼任總統之後，我首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公布國家統一綱領，確立大陸政策的長程目標，開啟兩岸和平交流的新時代。

　中共當局對於我所採取的政策，起初抱持相當的好感，後來卻又提出「一國兩制」，強列主張對台灣的主權，充分顯示其霸權心態。相對於中共的「一個中國」主張，我們在一九九九年宣示兩岸關係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我們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宣示，是出於對台灣的認同，希望藉由明白宣示台灣的主權，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進而否定中共當局的「一國兩制」。

　第二項工作重點則是呼應人民長年的要求，全面推動民主化。 首先透過憲政改革，終結萬年國會，完成總統直接民選的目標。繼而調整政府組織層級，使五院權責平衡，為政治民主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身為國民黨主席，為了推動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也必須與國民黨內部的反動勢力進行鬥爭。如果沒有充分運用擁有二百四十萬黨員與龐大政治資源的國民黨力量，台灣的民主化工程根本不可能推動。

　這十二年來，我就這樣一方面掌握充滿矛盾的黨內情勢，推動民主化，同時防杜威權體制的重新出現，可以說是在不斷進行的激烈鬥爭中孤軍奮戰。

　△陳水扁以些微的差距戰勝「反台灣」的候選人

　在推動民主化與台灣的認同上，我面對的另一個難題是中共當局的阻撓與軍事的威脅。他們以中國統一為藉口，結合台灣內部的舊勢力，並利用大眾傳媒，持續影響台灣社會的安定。我在「台灣的主張」中曾闡明，台灣的民主化並非其他國家所習見的反階級革命或反殖民解放。不論是從台灣的歷史事實或中華世界政治制度的革新來看，台灣的民主化非以「台灣認同」及「台灣本土化」為主軸不可。

　長期以來，台灣一直受「外來政權」所支配。因此，台灣人民毫無自主性可言。對此問題，我早有所感，也決心要加以解決。我希望民主制度能在台灣扎根發展，讓台灣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的領導人，決定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是我從政以來不斷努力的目標。

　然而，在台灣社會中，依然存在著「外來政權」的強大權力結構，妨礙了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推動。因此，必須憑藉著強而有力的領導，以及廣大的民意支持，才能突破舊勢力的羈絆。

　今年三月十八日舉行的總統選舉，正是「外來政權」反撲的一大機會。對台灣的民主化來說，則是一次重大考驗。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次選舉的結果為台灣民主化帶來決定性的正面影響。

　身為國民黨主席，我一方面必須動員全黨的力量支持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另一方面也必須與國民黨內部反民主化、反本土化的其他候選人對抗。

　選舉的結果，代表台灣人的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獲得四百九十七萬票，以二百零五萬票的極大差距擊敗國民黨候選人連戰，但僅以極小差距險勝代表「外來政權」的候選人而當選，這次的選舉結果可謂天意。

　中先生在本書十八頁起詳細述說了中華世界中史無前例的政權和平轉移，如果大家再重新看一遍，當有更深刻的體會。

　△十二年來肩負的重責大任終能卸下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決定負起總統選舉失敗的責任，主動辭去國民黨黨主席的職務。我之所以作此決定，絕非媒體所報導的，是因某位落選候選人的支持者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使我不得不屈服，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我決心辭去黨主席職務，係基於三項理由：

　（一）我已經完成推動台灣政治改革的時代任務。

　（二）我已不再需要借重國民黨的龐大政治機器。

　（三）我希望五月二十日順利完成政權和平轉移之後，能脫離台灣的政治舞台，站在超然的立場，為台灣的未來多做一些事。

　因此，我作出了辭黨主席的決定。

　完成中國五千年歷史上首次的政權和平交替，本來就是我畢生的期望，而能夠由自己終結「李登輝時代」，更是我最大的喜悅。

　日本作家上土冬子女士為了解此事，特地到台灣來。據說，她看到我神清氣爽，並聽到我脫口說出的「萬事就這樣ＯＫ」，就很放心的回日本。

　我的心情，正如內人所說的，就像卸下了背負十二年的重擔，感到非常輕鬆。我也希望，在卸下種種束縛之後，能將餘生奉獻給我所愛的台灣，和中日友好關係的推動。

　中國問題專家桑原壽二先生在五月二十三日產經新聞「正論」專欄上，以「『新中原的建設』留下的臨別禮物」為題，從文化面深入評論我十二年的政績。桑原先生引述我過去多次重申的論點，斷言由新台灣人所推動的新中原民主建設，即為台灣所追求的終極理想世界。

　所謂新中原的民主建設，簡單而言，即在台灣建設新的民主文化，為中國文化的重建帶來新的希望。我們以認同台灣基礎，逐步落實民主化，掙脫舊有傳統的束縛，在社會與政治兩方面完成劃時代的發展。

　△未來將以擔任志工，學習和投入非政府組織（ＮＧＯ）活動為生活重心

　延續「中華民國」的民主化成果，捍衛「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是我不能推卸的重要責任。我有義務把十二年執政期間所建立的對內、對外關係網路，順利移交給陳總統。新舊政府的交替絕不能產生權力真空狀態。內政、外交、軍事、情報、社情、兩岸關係等重要政策的賡續推動，是政權和平轉移的絕對要件。

　選舉結束後，我曾數度與陳總統有正式與非正式的會晤，我向他表示：

　（一）恭賀當選。

　（二）祝福新政府成功。

　（三）做一位好總統，疼惜人民。

　五月二十日總統交接典禮結束後，我在總統府前廣場向聚集的群眾與貴賓道別：「親愛的全國同胞、與會的各位貴賓，總統交接典禮已經完成，登輝想藉此機會，對這十二年來全國同胞對登輝的支持與愛護，表示誠摯的感謝之意。同時，也祝福新政府順利成功，全國同胞平安快樂，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再見！」

　我就以這段簡短而誠懇的致詞，為十二年的「李登輝時代」劃下句點。 陳總統也是一位熱愛台灣、認真工作的人，相信會對台灣的民主化與台灣人民的幸福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至於我個人未來的生活，將依卸任前所規劃的三個方向，繼續為國家、為社會奉獻心力。

　第一是，透過教會的宣教工作，投入原住民生活與教育的志工服務。第二是，持續追求新知，考慮前往大學聽課，學習最新發展的生物遺傳學。第三是，為了國家的發展，將參與ＮＧＯ的工作。目前，台灣並非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成員，在參與各項國際活動和合作計畫時，也受到許多的限制。為了擴大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我們應透過ＮＧＯ組織，建立多重的對外聯繫網路，為國際的合作發展作出具體貢獻。

李登輝追求和諧 推動兩岸交流

　△李登輝體制非從大陸叛離，而是以融合為目標

　李總統成功突破黨、政、軍等舊勢力的羈絆之後，才真正開始實踐他的政治理想，開啟台灣發展的新時代。 首先是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能正常發展。

　這不僅是法律的變更，而且還包括許多實際的作為。例如，放棄了以往「反攻大陸」、「反共救國」等口號，原來豎立在總統府前的那些標語看板，也拆除了。當初，我曾向李總統建議：「該拆下那些反共標語了吧！」他果真做到了，也讓所有的國民體會到國家的政策。就在此一時期，李總統具體實踐自由、民主、均富的「現代三民主義」，廢止「臨時條款」，讓國家的發展回歸正常。

　接著，李總統也指示調查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並研究補償措施。一九九五年，他更在「二二八紀念碑」的落成典禮上，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向罹難者家屬道歉，對全體的台灣人，以及戰後的台灣現代史來說，這都是劃時代的作為。

　對於白色恐怖時期流亡海外的人士，以及因參與「台獨運動」而無法回國的知識份子，李總統也非常關心。例如我有些在日本任教的台籍朋友，多年來因政治問題無法返國，李總統也都以個案考量，讓他們能返回台灣。他們現在多半是民進黨、建國黨，或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菁英。他們對李總統的德政，應該永銘不忘。

　李總統對這些流亡海外異議份子的關心，並非為了「台灣獨立」，而是基於他本身的俗念。由於中共對李總統的批判，日本人普遍認為「李登輝是以台灣獨立為目標」，這是很大的誤解。因為，致力推動大陸與台灣之間自由交流，並追求兩岸和諧的，正是李總統。

　但是，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台灣省主席連戰出任行政院長之前，來自郝柏村等的反對力量，仍很強大。李登輝總統面對重重阻力，在一九九一年二月頒定「國家統一綱領」，使「李登輝路線」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更能彰顯李登輝路線轉色的，是一九九二年七月訂定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此一條例，針對兩岸人民交流所產生的問題，作了務實的規範，例如財產、繼承和安葬等問題。由於台灣的動作積極，使兩岸之間存在多年的民間問題，獲得解決。 一九九三年八月，李總統在國民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會上，以壓倒性的多數當選黨主席。然而，由於國內的權力鬥爭仍然非常激烈，不得不採取史無前例的妥協體制，推選李元簇、郝柏村、林洋港和連戰等四人，擔任副主席。四人當中，連戰後來成為李登輝總統的副總統，並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代表國民黨出馬競選。但是，由於未明確繼承李總統路線，且個人政見未獲選民認同，以致慘敗。

　郝柏村與李總統更是形同「宿敵」。而林洋港雖是台灣人，但卻協助新黨反對李登輝。因此，我們可以說，一九九○年代前半期，真正的李登輝色彩尚未發揮。

　△以「來自台灣的總統」開啟務實外交

　在內政緊張時，外交有時反而是突破局面的關鍵。當時亦復如此。李登輝以外交的突破，彰顯了李登輝色彩，也贏得國際的矚目。 一九八九年三月，李登輝訪問新加坡。這是他就任總統之後，首次出國訪問。但新加坡政府顧慮中共的反應，並未稱他為「中華民國總統」，而代之以「來自台灣的李總統」。

　面對此一情形，應可憤然拒絕，以示抗議。但李總統認為，實際進行交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表示：「不同意，但可以接受。」此後，即以「來自台灣的總統」之身分，努力拓展外交，使台灣的存在與發展，廣受國際社會認知。他以柔軟身段，化阻力為助力的強者作風，領導台灣締造了今日的發展成就。

　「經過對國內外問題果敢面對…」以繼承中華文明最優秀的部分，這就是他的決心。自此，李登輝體制的色彩就更加鮮明，內涵也更見豐富。

　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應邀回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演講。他在電話中告訴我，直到啟程之前，仍反覆推敲演講內容，最後決定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為題，闡述台灣民主化的經驗。李總統雖為避免給美國政府帶來困擾，而未談及政治問題，但反使美國及全世界人士更受感動。

　而後，在一九九八年的立委、北高兩市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中，李總統更提出「新台灣人」的主張，充分反映台灣人民的心聲，也進一步凝聚了台灣人民的共識。

　此一宣示，是以台灣民意為基礎的主張，與過去由上而下的政治口號完全不同，也是台灣民主化的另一個新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