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北京當局立即加以批判。但他們的批判實在毫無道理可言。例如，李總統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論文，新華社評論員在人民日報上說：「因為沒有雜誌要刊登，才勉強由『外交事務』刊載（無聊的論文）。」北京連「外交事務」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雜誌，這麼簡單的事都不知道。 另一個例子是，台灣發生大地震後，全台灣都投入救助災民和重建的工作，北京非但未對救災重建提供援助，還批判「李登輝不進行救災，卻鼓吹兩國論」。
這樣的言論反覆出現，只會使台灣的人心離北京愈遠。『人民日報』或新華社評論員是否連這樣簡單的事，都無法理解嗎？ 李總統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論文，闡述的是「分裂國家」與「分裂統治」的現實。如果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統治和控制台灣，其批判還可理解，但事實完全不是如此。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完全不同，而在國際法上，也是有效地存在。這種有效的存在，比起大陸只是面積較小、人口較少。但是，台灣社會更為豐富，在此居住的人們也非常成熟。這是很大的關鍵所在。 李總統所說的「台灣沒有自決的必要，獨立一詞也不適用」，就是「已分裂、分治的國家，就沒有必要重新宣布獨立」。
事實上，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不論司法、行政、軍事、外交、政治、經濟、貿易、出入境管理，都在自己的主權下執行。對台灣存在的現實，國際社會與中共當局要如何務實面對，才是問題。而台灣近日的發展，也更具備做為主權國家的條件。
台灣已經將台灣省政府的組織加以精簡。所謂的台灣省，是以中華民國之支配地域仍及於大陸為前提的行政組織。「台灣省」只是廣大的中國大陸的一個行政區域。 但是，現在台灣實際統治與有效統治的領域為「台灣中華民國」。正如李總統常常說的，將來大陸進行民主化後，內政必將產生很大的變化，政治型態也可能更加多元化，或承認不同的政治實體存在，則台灣做為「台灣中華民國」之存在形式，就可以擁有很大的彈性，來因應中國大陸的各種變化。
當然，大陸要推動民主化至成熟階段，並不容易，但也有其相當的可能性。直到大陸中國進行民主化，而能與台灣攜手同行之前，台灣可以「台灣中華民國」而存在。 李總統「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談話，發表的時機非常好，就因為時機太好，才引起北京強烈反彈。
一九九三年五月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這是大陸與台灣首次正式的同席會晤，從客觀角度來看，是一個完全對等形式的會談。
從座位的擺設、人員配置的形式，乃至大眾媒體的報導，北京與台灣都處於對等的地位。但是，隨後鄧小平的力量減弱，江澤民上台之後，對於台灣問題的態度就逐漸強硬。不論在兩岸協商，或兩會互訪上，都是如此。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已經訪問了大陸，但大陸的汪道涵會長則至今仍未到台灣訪問。
大陸對台灣態度的強硬，是有其理由的。那是因為，台灣民主化的發展，大幅提升了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亞洲開發銀行在北京開會，台灣派出郭婉容女士（時任財政部長）為代表出席。這是台灣的閣員首次正式踏入大陸。在此之前，從無此例。 這是天安門事件即將爆發之前不久的事。現在兩岸之間並無閣員級官員的交流，北京只會一再強烈批判台灣而已。這顯示台灣的國際地位已大幅提升了。
△迎接建國五十週年，中國面臨新的危機
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大陸依然存在著社會主義共產黨獨裁的體制。在世界朝向美、歐、亞三極發展的今天，歐洲已無共產黨獨裁的國家。冷戰體制已不復存在，民主國家日益成熟。因此，歐洲可以克服歷史性的爭執，邁向統合。
相反地，中國在迎接建國五十週年的同時，卻面臨了新的危機。在建國五十年的慶典上，雖然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校閱、發揚國威，但是在國內卻有法輪功等日趨嚴重的問題。
法輪功的領袖李洪志，成長於東北長春近郊。我於一九九九年夏天訪問長春時，目睹現代「焚書坑儒」的景況，推土機摧毀法輪功的錄影（音）帶及印刷品，幹部也相繼被逮捕。中共認為法輪功是擾亂社會秩序的「邪教組織」，以無法形容的龐大規模進行鎮壓。
一九九九年四月，法輪功在北京中南海進行靜坐示威之初，據說江澤民主席還不知道有法輪功的存在。後來發覺「事態嚴重」，才開始進行逮捕、鎮壓。中國共產黨目前有黨員六千一百萬人，在全國人口中，約每二十人即有一個是黨員。共產黨現在已是菁英集團、特權利益集團，而非以前勞工或農民願意主動參加的黨。而在共產黨之內以及人民解放軍之中，法輪功亦有很大的影響力。
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開始出現問題。前年，廣東的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倒閉案，即發生了投資的外資企業被賴帳的事件。現在「改革、開放」下的中國社會，正蔓延著「道德危機」。這就是李總統提出戒急用忍的道理。
況且，在勞工與農民階級中，也有很多人想在「改革、開放」政策下，撈到特權，更擴大了社會的危機。
現在，中共常強調，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一脈相承的正統。但這在邏輯上也完全矛盾。因為，毛澤東與鄧小平是水與油，江澤民雖自稱是結合兩人而成的正統權力繼承人，其實並未獲得大眾的信賴。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統性，僅以政治權力來維繫而已。
這不但不能稱為「政治發展」，與台灣的政治經驗更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大陸民眾的精神生活無可依靠，而且，由於「改革、開放」，貧富差距更為嚴重，貪污、腐敗橫行，更讓人心靈空虛。中國社會的空虛部分，就由法輪功、「中功」、「香功」等新興宗教風潮的氣功集團來填補。
據推測，法輪功的信徒可能比六千一百萬共產黨員還多。叛亂份子竟比黨員還多，中國共產黨直至建國五十週年時，才發覺到事態的嚴重。
為了維持龐大的共產黨勢力，中國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從天安門事件上溯，文化大革命、「大躍進」政策，反右派鬥爭及社會主義改進，五十年之間犧牲了眾多生命，也製造了許多悲劇。結果，共產黨幾乎沒有在社會扎根。
除了內部社會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即是台灣的統一。這雖然是一貫的國家目標，但是建國已逾五十週年的今天，統一卻已遙不可及。因為，台灣已成為自由與民主的新國家。中共面對台灣的存在，陷入難以解決的僵局。
中共所主張的「一國兩制」，究竟有多麼不可信，只要看看香港的例子即可明瞭。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之後，香港曾有的繁榮快速褪沒。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也從葡萄牙手中收回澳門。但澳門的「一國兩制」，早就是有名無實，其實已完全落入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
中國文化與葡萄牙文化融合的澳門，有點像歷史與文明的博物館。如此具有特色的澳門之消失，雖令人感到落寞，但如今澳門在政治上或社會上，都幾乎不具任何的重要性。
雖然江澤民主席或朱鎔基總理宣稱「以一國兩制實現香港與澳門的統一，再下來便是台灣」，但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跟香港與澳門完全不同。經李登輝總統的領導，台灣做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已是國際社會眾所矚目的事實。
大陸有著內政與外交的兩難。尤其在外交上，他們自己所訂的「和平統一」目標，如今已成為遙不可及的政策。中共當局面對兩大難題的焦急，就具體反應在對李總統的強烈批評上。
此外，一九九九年台灣大地震時，北京所採取的行動，更激發了台灣民眾對中共的反感。這些事實，就成為威嚇以「武力解放台灣」，與強烈批判李登輝「國與國」論的背景因素。 事實上，「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正如李總統所說，並未對現狀產生任何實質的改變，只不過是提出新的理論，加以定義而已。而中共當局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我想，正反映出北京政權目前所處的情況。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雖然如此，正如美國ＭＩＴ（麻州理工學院）的鮑爾．格魯曼教授與英國ＩＩＳＳ（國際戰略研究所）傑拉德．席格茲研究部長所批評的，很多人實際上太高估了中國，我也持同樣的觀點。 每人實質ＧＮＰ只有八百美元上下，政治、社會人權政策也有許多矛盾，中國雖然是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否真能夠領導世界？是否值得信賴？我想正好相反。我們不得不說它是一個「大有問題」的國家。俗語有謂「紙老虎」，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或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紙製龍」的真面貌。
△季辛吉所做的是「外交私利化」
不論從維護自由民主或其建國理念的角度來看，美國絕對不能拋棄台灣。況且，美國是從同為英語系國家的英國達成獨立，與已經成為民主國家的台灣，在本質上有共通的地方。美國如果拋棄台灣，就是對其建國理念的背叛行為。
因此，美國希望承認台灣存在的事實。雖然想承認，卻因另有對中國政策的大戰略，未能順性而為。這就是美國的兩難。
此外，美國也有像季辛吉一樣，原來雖是共和黨，卻以顧問之職，盡力促進對中國商務的人。季辛吉是美國與中共接觸的中心人物，曾經出任國務卿，但季辛吉顧問公司的工作，正是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季辛吉本身私利相結合的產物。最近出版的日譯書籍「季辛吉『最高機密』會話錄」（威廉罷編，每日出版社），我在閱讀之後感覺到，他不顧一切，詳盡記錄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首腦之間的會面談話，留為自用，是否為「外交的私利化」呢？策動國際體系的權力掌控者，並記錄下所有過程，無異是將世界視為自己「權力平衡」理論的實驗室。他引用這些紀錄為例證，這件事本身或許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目前，日本有些媒體仍然對季辛吉頗有好感，但事實上，他在美國幾乎已沒有影響力。
△對中國的「天真」乃是柯林頓的最大弱點
另一方面，柯林頓政權的中國政策也有問題。依我看來，柯林頓總統周邊的中國政策智囊，採取了某種「姑息」的態度，誤導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認識。他們對大陸中國抱著非常天真的幻想，使柯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向中共傾斜。柯林頓總統本身對亞洲與中國的認識並不深，這從他一九九七年夏天，首次訪問中國時的言談即可看出。 不過，雖然如此，美國還能夠平衡發展，乃是因為有健全的聯邦國會，存在多元意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外交事務』雜誌等大眾傳媒的態度也比日本更為正確。
美國雖然一方面存在著政策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也是不易被矛盾拖累的大國，因此，美國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多元社會。 在追求自我利益的「美國本位的美國」之外，以全球利益為目標的「全球本位的美國」也儼然存在。我們應該確實明辨，並清楚掌握。
在日本，似乎有人以「美國所提倡的全球本位即為利己的美國本位」，而全面否定美國的議論。這種反美、厭美的主張，不僅出自過時的左翼，在保守政治家或保守派的論調中也可見到。 我認為，美國雖面臨互有矛盾的兩難，但是，在我們評估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也要正確地分辨其性質。世界不可忘掉美國存在的重要性，也不可看錯把美國視為想挑戰中國的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