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於悲哀中的幸福
已故的司馬遼太郎先生生前訪問我時，我曾經提到「台灣人的悲哀」。我想讓司馬遼太郎先生了解的是，生為台灣人，卻有一種對台灣無能為力的悲哀。回顧台灣歷史，台灣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園，而我個人也曾經歷過身為台灣人，卻不能為自己同胞做些什麼的痛苦。
但是，今天，不論是從我個人的角度或台灣的角度來看，都已經可以感覺到台灣的幸福，甚至是生為台灣人的幸福。台灣不僅氣候良好，地形富於變化，土地肥沃，而且因為與大陸一水相隔，既可避免捲入大陸經常發生的動亂之中，也得以吸收、培養出多元的文化與社會制度。
在中國典籍中，台灣最早出現於西元三世紀左右。遠在明、清時代，大陸沿海人民渡海移居台灣之前，此地已有原住民。而十七世紀（一六○三年），荷蘭人曾一度佔領台灣，並以葡萄牙人所稱的「伊拉．福爾摩沙」（Ilha Formosa）來命名，意思是「美麗之島」。
明末清初以來，大陸移民陸續前來台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灣則為日本統治。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中國，但隨著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播遷台灣，台灣也和大陸出現了緊張的對立關係。而此時，光復後和中央政府一起遷台的「外省人」，與光復前便定居台灣的「本省人」之間，也產生了激烈的摩擦。
這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的確為台灣人帶來悲哀，但也正因為如此，才能孕育出台灣獨特的豐富多樣性，與處逆境而百折不撓的柔軟性。我也由於生長在具有此一歷史背景的台灣，得以累積許多經驗，從而培養出對各種事物的看法。
我常想，若不是生長在此地，也許不能造就今日之我。這些經驗和對事物的看法，奠定了我的理念基礎，也讓我的行事施政有所本。
大陸早期移民後裔的我，於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由國民小學（公學校）、舊制的中學、高等學校，然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戰後轉入台灣大學，後來又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就讀。
這一段曲折的歷程，若從歷史觀點來看，或許可算是個悲哀；但若以個人自身來看，毋寧是幸福。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接受不同的教育，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經驗。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謝時代讓我能有此體驗，開啟我幸福的人生。同時，我也認為，這份幸福也應該屬於台灣。
父親為我所買的「百科辭典」
就我的人生來說，最大的幸福是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讓我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父親李金龍先生，畢業於警察學校（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當時在台灣，僅有少數人能就讀警察學校，和公費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一樣，都屬於社會的「菁英階層」。母親江錦女士，為地方保正之女。家境還算好。
父親自警職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議員。
父親擔任警職期間，調動頻繁，我們也跟著不斷搬家，不斷轉學。小學六年期間，我即唸了四個學校。轉校的頻仍，使我交不到朋友。往往好不容易有了朋友，又因為父親再次調動，而中斷交往。正值多愁善感年齡的我，也因而變得有些內向，並產生了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
我所喜歡的是對自我內在世界的探索。閒暇時，總是一個人靜靜地看書，或望著窗外的雨景，獨自素描。一直到今天，油畫、水彩畫、版畫，都還是我最大的興趣。
閱讀更大幅擴展了我的視野。少年的我，喜歡涉獵超齡的知識。當時最為自豪的「藏書」，是一本日本「小學館」所出版的《兒童百科辭典》。關於這本「百科辭典」，還有一段難以忘懷的回憶。
小學四年級時，有一次要到台北參觀旅行。在出發前一天，我鼓足勇氣，向父親說出長久以來一直不敢開口的願望：「多桑，我想在台北買『百科辭典』和數學書，一共需要四塊錢。」（我一直到現在還是以「多桑」來稱呼父親）。
當時的四塊錢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大概是父親薪水的一成半左右。父親聽了並沒有生氣，反而有些發愁地說：
「你那麼想買，為什麼不早說？現在馬上要湊四塊錢並不容易呀！」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未明，我與其他同學一起到媽祖廟的大樹下，坐上等在那兒的巴士。
記得那天飄著雨，我坐在前面第二排的位子。在大家都坐定，等待出發的時候，突然有人在我座位旁的窗戶上叩叩地敲著。抬頭一看，車窗外有位撐著傘的人，仔細瞧瞧，竟是父親！父親起了個大早，為我去向朋友們調借了四塊錢。
後來，我常常向自己的孩子們提起這段往事，坐在一旁聽著的「多桑」，總是微笑地說：「那件事我已經記不得了！」
徹底的自我覺醒
回想起來，我真的是個備受寵愛的孩子，不但是父親，其他家人對我的願望，也無不設法加以滿足。這並不僅僅是家境尚可的緣故。
母親向來對我極為呵護，甚至近乎溺愛。由於家裡從事豬肉買賣，每次我的碗裡，總是盛滿最好的部分。有一次背著母親去游泳，母親憂極轉怒，大發雷霆，罰我跪下認錯。
但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的是，雖然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儘管對母親的愛充滿感激，卻也不斷自我警惕，擔心會因為疼愛而被寵壞。
早熟的我，很早即有自我意識，而求知若渴的廣泛閱讀，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愈來愈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為倔強而令母親傷心。對母親來說，兒子自我意識太強，情感太過激動，雖然令人驚訝，但也無能為力。
後來，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裡，對自己或對母親都不好。我轉學到淡水的公學校，寄宿在老師和朋友的家中，每日通學。
這個「獨立」的經驗，讓我有機會深刻體會人際之間的關係，明白人生必須生活在許多關係之中。寄宿他人家中，必須先釐清自己的定位，例如：吃飯時，就如同日本諺語所說：「食客在要求盛第三碗飯的時候，宜有所節制」等等。
日本思想的影響
在徹底的自我覺醒之後，內心接著產生「人是什麼？」或者是「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記得母親曾經告訴我：「你的情感太過豐富，何不稍微理智一些！」因此，對於內心所湧現的疑問，我認為自己應以更加理智的態度來面對。
一九三八年，我進入舊制的淡水中學就讀。當時的中學教育，已經有相當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在那種氛圍之中，我經常閱讀的是鈴木大拙的著作。鈴木以禪思想為中心，並以世界性的視野來談佛教哲學。而其中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自我克制」的觀念。
清晨擔任勞動服務，來鍛鍊克己心；在瀑布下打坐，以便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的唯心論。《臨濟錄》有一段話說：「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為人處世若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煩惱也自然能消除。
我每天一大早便積極參加打掃工作，自動努力去做打掃廁所這類別人不願做的事。凡能訓練克己功夫的，都願意嘗試。
當時，唯心論深植日本人心中，後來也以各種型態影響日本軍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認為，沒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論。
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對我的影響很大。岩波書店出版的《漱石全集》，我看過好幾遍，也對那位從鄉下到東京，在苦惱中逐漸成長的「三四郎」相當喜愛。
當時高等學校學生都愛讀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記》，其中描寫每個人努力以自己的方式過生活，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鳴。而倉田百三所撰寫的戲曲《出家人及其弟子》當然也熟讀過，特別是這本書的最後，親鸞說道：「這樣子也不錯，大家都得救了……友善、和諧的世界」，令人感動。這種境界也正是我的理想。
我也愛讀《古事記》等日本古典名著，本居宣長的《玉勝間》，還有《源氏物語》、《枕草子》，甚至《平家物語》，都是我熟讀的作品。
或許有人會對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也就是我二十二歲之前，台灣一直都在日本統治之下。我接受正統的日本式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
在唸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時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三），我仍不斷拓展閱讀的領域，除了日本古典文學之外，像西田幾多郎的《善之研究》、和哲郎的《風土》以及岩波新書中的中野好夫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誕生》等，都深獲我心，即使已經事隔多年，但年少初閱時的感動仍歷久彌新。當時，我光是「岩波文庫」的書，就有七百冊之多。
此外，我也愛讀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以及德國「狂飆時代」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等。而在俄羅斯革命前夕的黑暗社會中，致力追求光明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作品，也都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糧。
由於擁有龐大的藏書，在戰後台灣書籍匱乏的時期，我還曾與友人商量，拿出個人藏書來開個舊書店，效法岩波書店的成立宗旨，用書籍來啟發台灣的同胞。
對中國文化的省思
雖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過日本文化的薰陶，但對中國文學與思想，也曾多所涉獵。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風起雲湧的現代思潮，更對我有很深的影響。
中國人一向以擁有悠久的歷史而自傲。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中國長期處於封建體制之下，傳統文化受到扭曲，也使社會產生了許多積習難改的弊病。
一九二八年，胡適在《新月雜誌》上發表的（名教），就對中國社會迷信標語、口號的現象痛加批判。他指出，中國人不信仰宗教，卻迷信自己獨有、且具有悠久傳統的「名教」，即「崇拜所寫文字的宗教」。因此，做事不重實際，只以口號、標語來求心理的滿足，結果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價值的顛倒錯亂。他因而奉勸當時的主政者：」「治國不在口號標語，顧力行何如耳」。
魯迅的《阿Ｑ正傳》等著作，以嘲諷的手法，深刻描繪中國人愛面子的文化，也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他認為，中國人遇事不思解決，只求自我安慰、保住面子的心態，是使中國社會陷於停滯，無法進步的主要原因。
而郭沫若以考古及歷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勵了許多年輕人，起而改革。他的《十批判書》與《青銅時代》等書，藉著對先秦人物與思想的評論，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視民本思想，貶斥韓非的「法術」、「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極權主義」等，宣揚「以民為本」的思想，認為中國只有擺脫傳統的束縛，才有發展的希望。
這些批判中國傳統社會弊病的論著，在知識青年群中，引起很大的迴響。當時才二十幾歲的我，也曾經詳加研讀這些書，並深加思索中國文化的問題。我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在封建制度下所導致的發展停滯。就像作家柏楊所說的「大醬缸」，使人的思想言行產生扭曲。
直到今天，我仍然對當時那些思想家的看法，相當佩服。可惜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尚未進入成熟階段。因此，儘管他們對社會與制度有很深刻的批判，卻無法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而一般年輕人雖然也懷抱革命的理想，卻仍無法掌握確實的方向與作法。
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灣所締造的成就，也可以說是當年這些改革思潮具體實踐的成果。這些年來，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逐漸擺脫傳統的束縛，重新出發，在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造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當然，要達到理想的境界，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我相信，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而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為中國文化的再造，帶來了新的希望。
近年來，我積極倡導「心靈改革」，就是希望從人心的改造做起，讓我們的社會走出舊有的框架，用新的思維，面對新的時代，並激發出新的活力。這是一個比政治改革更加深入、也更為艱鉅的改造工程，但是我們有信心，可以在社會自由開放的既有基礎上，完成建立「文化新中原」的目標。
與馬克思主義的對決
一九四三年，我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就讀。之所以選擇農業經濟學，是有些背景因素的。
其一是，孩提時期，看到佃農們為了能繼續承租農田，年中及年底都會到家裡來送禮。他們一意討好，甚至苦苦哀求的情況，每每令我感到疑惑與不平。同樣是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而同樣是耕作，承租者不同，耕地平均產量竟有甚大差異，也讓我深覺好奇。此外，高等學校的歷史老師鹽見薰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也使我深受影響。當時我就認為，農業問題將是中國未來的關鍵問題。我之所以會將農業和馬克思經濟學相結合，實與幼時的體驗有關。
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覆讀過好幾遍。馬克思經濟學令我感到興趣的，不單只是解放哲學，還有徹底解析資本的問題。現今經濟學多傾向於探討流量問題，由流量來說明在市場結構中的生產與分配關係，但若由國家經濟的獨立發展過程來看，經濟並非流量，而是存量的問題。
《資本論》即是由存量面來談經濟，並試圖說明資本究竟為何物。馬克思所說的「再生產」，雖係在擴大生產與消費過程中所進行之行為，但「擴大再生產」可以累積資本；而生產的水準若維持不變，卻只不過是「單純再生產」，無法形成資本的累積以及社會的發展。
馬克思經濟學雖然掌握「再生產」的概念，但沒有提到數量關係。比較「單純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根本差異，即可看出問題之所在。因此，由數量面來看，馬克思經濟學或許根本就不能成立。
馬克思承續黑格爾的部份思維，認為亞洲處於停滯狀態，無法進步。所謂「亞洲生產方式」問題，在列寧、考茨基（Karl Kautsky）詮釋的馬克思主義中，是難以突破的課題。
其後，魏復古（Karl A.Wittfogel）在《東方專制主義》書中，也以亞洲的水田農業與專制政治，來重新
詮釋這個問題。簡而言之，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認定亞洲歷史早已陷於停滯，不值一顧。
亞洲的生產方式與「農民革命」
挑戰此一難題的是毛澤東。他認為中國與以工人為革命主體的歐洲不同，應可發動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
若能如毛澤東所言，在中國真正實現「農民革命」，那麼中國歷史就將出現偉大的突破。然而，依中共的作法，中國終究無法發動真正的「農民革命」。
其中最大的原因，我認為是中國人所固有的「家父長制」觀念。毛澤東身上也有濃厚的「家父長制」觀念。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提出「聯合政府論」，希望藉著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來拉攏人民。後來中共達成目的，也擊垮了國民黨。
但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個人的權力，甚且晚年還發動文化大革命，以鞏固自己的獨裁體制。由於權力一直都集中在毛澤東一人手上，中國歷史也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開創新的時代。
目前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雖有進展，但中共的心態和作法，與過去並無不同。中共只是與美國進行所謂「大國外交」，企圖削弱並取代美國在亞洲的政治、經濟地位而已。
現今的中國大陸，除了人口眾多之外，絕對不是足與美國抗衡的「大國」。但未來，一旦中國大陸自認有能力分享美國所擁有的利益時，必然就會背棄美國的政策，轉而積極將美國勢力驅出亞洲。
言歸正傳，由於我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經濟學十分熱衷，幾乎想以《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台灣農業問題》作為畢業論文題目。但考慮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學位，所以只好將題目改為《台灣農業勞動問題的研究》，利用馬克思經濟學，將階級的問題和農業相結合，來論述台灣所面臨的農業問題。幸而指導教授並未洞悉我的意圖，因此畢業論文得以順利過關。
從馬克思主義到基督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因學生動員，在名古屋擔任日本陸軍的少尉軍官。戰事結束，到底應該重返京都帝國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或者是回到台灣？令我苦惱不已。直到隔年（一九四六年）春天，才下定決心返回台灣，進入原台北帝國大學所改制的台灣大學就讀。
返台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多年以來，我雖然很少提起這段往事，但「二•二八事件」卻對我的思維及理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般都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的鎮壓行動，但問題並不如此單純。這是許多本省籍知識份子，被扣上共產黨員的帽子，而慘遭殺害的白色恐怖事件。
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總督府廢止後，戰後的台灣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但隨即被捲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激烈爭鬥中。國民黨在大陸的形勢愈險惡，愈必須倚賴台灣。為求完全掌控台灣，也就開始對台灣採取威權統治。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淡水河沿岸的商店街，發生些微糾紛，並迅速擴展為台灣人的抗爭運動。之後，國民黨的陳儀長官立即向蔣介石主席請求軍援，事件終至悲劇收場。
三月八日，大約一萬三千名的增援部隊，由基隆登陸，開始大肆搜捕、殺害台籍人士和運動領導人。而逮捕與屠殺的對象更逐漸擴大，特別是被認為可能與國民黨作對的知識份子，幾乎無一倖免，都被列入鎮壓的對象。
或許有人會問，當時我在哪裡？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據估計，台灣在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或許超過三萬人。事件過了很久之後，我加入國民黨，基於責任心的驅使，因而積極推動對於「二•二八事件」犧牲者的道歉與補償工作。
生為台灣人，既對台灣的未來充滿使命感，也對於學習農業政策懷抱著滿腔熱誠，正值年輕的我，怎麼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問世事，閉門苦讀？一九九四年，當我談到這段往事時，在野黨的領導階層還批判我說：「沒那回事！」但是，他們有些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根本尚未出生。那時候的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動，唯有生長在那個時代的人才能夠了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民國的首都遷至台北，開啟蔣介石總統統治台灣的時代。
在「二•二八事件」倖存的我，總算平安度過白色恐怖時代。但是，歷經動盪不安時期之後，與妻子曾文惠結婚，不久後又赴美留學，一連串的人生轉折，讓我覺得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
對空虛生活的厭煩，讓我能相信神的存在。但要馬上產生信仰，並不容易。從美國學成歸國後的三年期間，每週四、五個晚上，我都和妻子在台北的各個教會中，聆聽牧師講道，並深思神是否真正存在。
信仰本身其實是相當困難的問題。從生物觀點加以考量，瑪利亞未婚卻懷胎生子，確實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基督徒卻深信這個奇蹟。
其次，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也不是常識所能解釋的。但是，宗教卻強調相信奇蹟的重要性。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要進入信仰的第一步，一定要先擺脫平常賴以自律的框架。而對凡事追根究柢的知識份子來說，產生信仰更是難上加難，必須花時間加以克服。
因此，我十分認真而且仔細閱讀《聖經》。從〈創世紀〉開始，篇幅浩瀚的〈舊約〉，乃至出現奇蹟的〈新約〉，都逐一詳讀。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約翰福音〉第二十章。
耶穌復活時，多馬並不相信。「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而後，「耶穌來站在弟子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就對多馬說『伸過你手來，探入我的肋旁』」。
當多馬觸摸時，發覺自己的錯誤。「多馬回答說『我的主！我的神！』」。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因為看不到所以不相信，因為看得到所以相信，這不是信仰。雖然我們看不見心，但心確實存在。同樣的，神的存在雖然看不見，卻應當深信。我從基督教信仰中所得到的最大收穫，就是理解了「愛」的問題。這個「愛」不是別的，就是用肯定的態度看自己的人生。
「人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許多思想家都如是說。譬如，我在高等學校時期，經常閱讀的倉田百三作品，描寫親鸞在臨死時吐露「這樣很好」。我在高等學校時期也讀過尼采所著的德文版《上帝死了》，即使是宣告上帝已死的尼采，在晚年也認為「可以被全盤肯定的人生」是最終的理想世界。
歌德的《浮士德》所追求的，也是相同的目標。浮士德與魔鬼緬非斯特菲列斯（Mephistopheles）訂立契約，讓人生重來一次，代價是浮士德在呼出「這樣很好」時，就要將靈魂交給魔鬼。
一生罪孽深重，希望重新再來一次的浮士德，最後走向自我創造的和諧國度，而且十分感謝地說出「停下來！妳是何等美麗」的感言。緬非斯特菲列斯雖然如願取得浮士德的靈魂，但剎那之間，浮士德所有的罪孽都完全滌淨，靈魂也在天使的護佑下升上天堂。
在這篇作品中，歌德表達出，唯有神的大愛，才能解救罪孽深重而願意誠摯地活下去的人。而在現實上，歌德曾出任威瑪公國的首相，致力政務，並救助很多的人民，因此，《浮士德》應該是歌德對於自己的人生和在威瑪公國的實際體驗吧！
歌德的思想精髓，用較為通俗的解釋來說是，雖然我們都是只考慮自我的利己主義者，但要在這個社會生存，就必須以愛相互扶持。如果我們彼此的愛，也能如同神的大愛一般，社會就能充滿關懷與活力。這也就是我的政治哲學以及從政的基本理念。
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中國傳統儒家學說和基督教教義間的差異。基督教中「死亡」與「復活」的對應觀念，儒教中並不多見。我相信這是中國社會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
記載孔子慧語的《論語》，收錄了許多肯定人生光明面的嘉言。但是，「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僅具有對「生」的積極肯定，而缺乏相對應、對「死」之意義的探索，因而呈現了思想上的一大欠缺。
有意義的「生」值得肯定，但「生」與「死」是互為表裡的關係。人生要有意義，必須經常思考到死亡。而所謂的「死亡」，並非僅指肉體上的死亡，而是包括觀念上的自我否定。
歌德不僅在《浮士德》，更在《西東詩篇》中，簡潔且直接地描述「因死亡得永生」。正因為自我的「死」，才有真正受到肯定的「生」。
學習《易經》的目的
信仰基督教，讓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新的領悟，對我的思想言行，也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然而，無意之間走上從政之路，乃至擔任總統之後，面對複雜多變的環境，總希望能更深入辨明表象和本質，掌握變化的趨勢。因此，興起了學習《易經》的念頭。
在偶然的機會中，我讀到劉君祖先生所寫的《易經與現代生活》一書，深感興趣。所以自一九九四年八月起，大約一年的時間，每週一次，請劉先生來講授《易經》。
我學習《易經》的目的，不是為了卜卦算命，也不是為了作所謂的生涯規劃。而是因為身為國家元首，每天面對急遽變化的國內外情勢，與錯綜複雜的政策選項，如何探求事象背後的真理，釐定事項的先後順序，作出對國家人民最有利的政策，實是最重要的課題。因此，盼能經由對易理的再思考，掌握事象不變的本質，為施政行事奠定基礎。
「易」其實就是時間方程式，隨時變化，不可執著。其有三義，即變易、簡易、不易，若以佛家的「三法印」來比較：「諸行無常」述變易，「諸法無我」即簡易，「涅槃寂靜」.明不易。簡單來說，就是時間不斷變化，萬物事象也隨之變動不居。但是，在這些變化無常的過程中，卻仍有不變的真理和趨勢可循。而要掌握這些不變的本質，來預測未來的變化，就必須有一顆誠實的心。
易象的符號簡明而富含變化。爻分陰陽，天地人、始壯究的時位觀念產生八卦，終而復始，又重成六十四卦。以此象徵宇宙萬事萬物的互動與變化。爻隨卦轉，當位、得中是爻的本身條件，承乘應與則為爻與爻間的互動關係。卦和卦間有錯綜其數的整體互動，亦有爻變、卦變等局部變動。序卦揭示因果遞嬗的時運演變，中爻的卦中卦，更深刻彰顯了事物的內在矛盾和潛蘊情境。
學習易理，讓我對人和人之間、人和組織之間、以及組織和組織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了新的體悟。同時也對人的自我意識、人和制度的關係、國際社會上的活動，以及國家領導的各種問題，都得到很多寶貴的啟示。近來一直強調的「和諧感通」，與「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主張，亦與此有關。
對易理的鑽研愈深，就愈能體會中國傳統哲學的人本思想。許多人以為，民主與自由是外來的觀念，其實，只要我們重新省視中國思想發展史，就會發現，儒家早已重視自由意志與民主理念。只因後來中國長期為封建體制束縛，才使固有的人本思想，受到扭曲。
對中國古典思想的再探索，讓我推動民主改革的信念益加堅定。這些年來，我能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中，持續推動憲政改革，落實民主理念，就是因為我堅信，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共享的價值標準，不因地域、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讓台灣的所有同胞，都能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充分發揮自我，追求幸福，是我身為國家元首的最大心願。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談到我的政治哲學，就必須提到孫中山先生常引述的「天下為公」思想。這四個字掛在我的辦公室裡，可以說是我政治信念的核心思想。
一九四七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前文明載「依據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以及「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皆是出於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念。
民有、民治、民享才是民主國家，缺一就不是民主。
孫中山先生大力提倡三民主義，宣揚國民革命，他的主張是這樣的：
當前中國最重要的目標是推翻清朝專制政府，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創建中國人的中國。而這個新中國不再是集權帝制，而是民主共和國。也就是說，要先解決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的問題。然而，即使是已經完成民主革命的歐洲，人民生活的福祉也未同步提昇。因此，要求進行社會革命的聲浪不斷。今天的中國不需要進行社會革命，但在歷經民主革命洗禮後，必然會衍生出社會問題，惟難以一舉徹底解決。
因此，孫中山先生強調，除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之外，民生主義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開始研讀三民主義是在唸高等學校的時候。當時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譯《三民主義》，所以，我與三民主義的接觸，是從日文版開始。而蔣介石總統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也曾翻譯成日文出版。這些書籍我在戰前都已經讀過。
孫中山先生與蔣介石先生在書中特別著重的，是中國特有之問題的嚴重性。而我以一個高校生的角度來研讀這些書籍時，則是對於書中所反映出來的中國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等問題，特別感興趣。
直到現在，我仍然深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卓越的思想。他不僅在三民主義中倡言民權主義，而且也積極宣揚「天下為公」。
事實上，這也是中國人最欠缺的觀念。中國人偏重利己主義，在維護個人利益的同時，往往無法兼顧社會的和諧。
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就是鮮明的例證。他們無視民權主義，不談「天下為公」，只是一味強調，與霸權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將民族主義擺在第一位，的確是個令人傷神的問題。
對民族主義的重視，源自於對霸權主義的過度解釋，是極端危險的想法。孫中山先生當年領導國民革命時，正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因而才會認為，民族主義是達成民權主義的不二法門。今天，我們重新省視民族主義時，就必須先考量其時代背景。
孫中山先生重視土地問題
我尊崇孫中山先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對土地問題的正確掌握。就這一點而言，馬克思的經濟學也有可觀之處。過去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認為，土地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由人所有，能產生「絕對地租」的自然要素。
但是，現代經濟學已經很普遍地將土地視為一般商品。同時也能在本國以外的地方，輕易取得大筆土地。土地已經很普遍地被商品化了。
即使是農地問題，也與地段、位置息息相關。土地位於何處，當地氣候如何，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等等，都是必須一併考量的重要因素。
孫中山先生相當重視「地權分配」，反對地權集中，主張耕者有其田。因為，土地若集中在不事耕作的人手上，將無法提昇其生產力。孫中山先生早已洞悉此一事實。
我大學畢業時，台灣也出現了土地改革問題。當時我還曾經赴各地演講，倡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父親擁有的土地雖然不算多，但仍是地主，因此他反對我的主張。而我的岳父因為是大地主，對我這種想法，更是難以諒解。
我理直氣壯地反駁：「繼承祖先土地，卻不事耕作，只坐收地租，過著富裕的生活，是不對的。」父親和親戚喪失大筆土地的結果，反過來影響了我的實質收入。儘管如此，現在回想起來，我仍認為當時的土地改革是對的。
身為農業經濟學者，我對土地問題十分關心，也持續進行研究。我之所以選擇到愛荷華州立大學繼續深造，為的就是親炙後來任教芝加哥大學的舒茲（Theodore W.Schultz）教授。
研究經濟與人口問題，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提出農業問題不能只就農業範圍內謀求解決的理論，我非常贊同。我認為，將「農業」與「非農業」分開，而來思考國家的農業問題，是行不通的。
促進台灣的農村建設
我曾經專程前往日本，花了數個月的時間，調查戰後日本的「農業基本法」。對農業人口佔大多數的國家來說，如何兼顧農業的保障和工業的發展，是一個大問題。日本戰後的發展經驗，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日本在池田勇人首相主政期間，經濟高度成長，農業面臨重大危機。急遽發展的工業，徵收了大筆農地，使農地面積縮減，也導致地價暴漲。台灣在蔣經國院長時代，也曾經遭遇過相同的處境。而台灣較日本的轉變又更為快速。
當時，擔任政務委員的我，負責的任務就是擬定周全的計畫，以保障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同時確保工業化的順利發展。我在理念上，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以確保地權分配為原則，而在作法上，則採取舒茲所提出的，農業與非農業產業不可分開處理的立場。
當時規模宏大的台塑公司，曾打算在某縣以每甲四萬元的價錢，購買四千甲土地。依照當時的法律規定，只有農民才可以購買農地。因而，台塑企圖遊說行政院，修訂法律，讓法人也可以購買農地。
倘若法律修改成功，相信台塑和其他企業在台灣全島，已經購買十萬甲的農地了。十萬甲的農地，約可維持十萬戶農家的生計。一家以五口計，則將有五十萬的農民被迫脫離農業。
然而，以當時的財政、經濟和社會狀況，並沒有餘力來救濟這些人，或吸收這些勞動力。一旦放寬農地買賣，可想而知的，台灣將增加五十萬的失業人口。
這是極為嚴重的問題，絕不能坐視不顧。但是，當時政府內部，只有我一人反對該項法案的修訂。最後，我卻說服了蔣經國先生。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由於台灣的工業並不十分發達，雖然有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因農地買賣而釋放出來的農業人口，無法被工業完全吸收。因此，與其開放農地買賣，不如將資本引進農村，發展農村，提昇國家整體生產力。
一直到很久以後，許多人才真正體認到這項政策的正面效益。最近，我在打高爾夫球時與桿弟聊天，無意中得知，這位桿弟的老家，位在當初台塑打算購買的地區，因為我的反對，而使農地收購計畫告吹。
我問他，當地人對此事有何看法，他表示，父執輩的人都十分感謝李總統，因為當年一甲地是四萬元，現在已漲到三千萬到五千萬左右，大家都慶幸當時沒有脫手。而年輕一代的人也都相互傳述我反對開放農地買賣的事。
何謂「認同台灣」？
能獲得蔣經國院長重用，或許因為我是台灣農業問題專家。而另一項原因則是，絕對不必擔心我會採取革命式的激進行動。
經國先生和我不僅都學習過馬克思主義，而且有著許多共同點。當年，某位情治機構的人士就曾經向我表示，除了蔣經國之外，沒有人會重用我這種人。我確實希望能報答經國先生的知遇之恩。但是，在「認同台灣」的問題方面，我卻和他有著不同的想法。
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許是因為沒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致早逝吧。經國先生曾經說：「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
所謂「認同台灣」，我想最重要的，是對於台灣的愛。我經常提到，將來領導台灣的人必須是非常愛台灣，而且是可以為了台灣，不惜粉身碎骨來奮鬥的人。
所謂的「台灣認同」，到底是什麼呢？有人會認為是台灣獨立。但是，我認為，即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必須明確化，卻不一定要拘泥於「獨立」，反而是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才是當務之急。
我在推動政治改革時，曾經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台灣的統治權限定在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暗示不及於中國大陸。雖然有人因而批評我，無意保有與大陸的整體關係。但是，我認為，台灣必須先確實立穩腳步才行。如果台灣本身的認同不明確，又何以考慮大陸問題。
因此，最重要的是，台灣必須先取得國際間的認同與地位，至於思考中國整體的問題，則是以後的事。
台灣終能綻放出燦爛的光芒
儘管優先順序有別，但並不表示我們不關心中國的未來。台灣的發展方向，不僅是台灣本身的重要問題，對於中國，也有重大影響。
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不論是四千年或是五千年，就文明而言，的確是悠長歲月的結晶。但是，如果我們審視歷史，卻不免覺得遺憾，因為歷史一再重蹈覆轍。歐洲人所批評的「亞洲之停滯」，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近代以來，中國由於國民革命，以及共產革命，使停滯的歷史出現突破的契機。可惜國民黨所發起的國民革命，遇挫中斷，其後的共產革命，也陷入相同的惡性循環之中。
共產革命的結果，並未脫離中國的傳統，也沒有擺脫「亞洲之停滯」的困境，反而促使霸權主義抬頭，帝制主義再度興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促進了產業的成長，但思想方面，卻完全無法擺脫舊有框架。因此，經濟雖有進展，但政治改革仍在原地踏步。
看到現今的大陸情況，我認為台灣的發展，或許可以成為未來全中國發展的典範。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我曾向《華爾街日報》投稿，標題是〈台灣的成功典範〉，提及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典範，就在台灣：
最近中共以及部分西方人士指責中華民國正在推動「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的運動。但是，我們認為台灣所力行的，是為了讓中國擺脫共產黨統治，成為自由、和平的國家。
在經濟方面，我們持續進行結構性的改造，將勞力密集型工業轉型為技術密集型工業，而農業產值佔國民總生產值的比率逐年下降。目前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額（GDP）的百分之三十五、服務業佔百分之六十二、農業只佔百分之三。
在政治方面，我們透過修憲，完成總統直接民選，並進行政府改造。同時，也積極落實教育及司法改革，為民主社會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
共產中國之所以和過去的歷史一樣，陷入「進步、退步」的惡性循環中，有幾個理由，第一、政策由領導人個人作決定，聽不到人民的聲音；第二、缺乏前瞻性眼光，無法因應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第三、領導者忽視人民福祉。無視人民存在的政策，成為社會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也阻礙了中國的持續進步。
而另一方面，台灣則靠著自己的力量，一步一腳印地脫離停滯的傳統社會。台灣為什麼能做得到？正如我在思想發展歷程中，吸收了各式各樣的觀念一般，台灣也吸收了許多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思想，終能綻放出燦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