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日本對台灣甚為關心。每年到台灣的日本人接近一百萬人，日本與台灣之間的商業往來亦非常頻繁。一九九九年九月，台灣發生強烈地震後，許多日本人真誠地關懷台灣的受害者，不但日本全國都響起「台灣加油」的呼聲，也熱心捐款賑災。
日本對台認識的加深，應歸功於李登輝總統在任十二年中，台灣所完成的重大轉變。
去（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國立台灣大學舉辦了一次有關日本研究的國際研討會（「新世紀日本綜合研究」國際會議），我也應邀講演，題目為「如何觀察台灣的變化」。
我認為，台灣的發展不僅對國際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李登輝時代」所實現的民主化過程，正是所謂「政治發展」的典型例子。從政治學的立場來看，也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在台灣大學的講演中，我指出：「從蔣介石的獨裁體制、經蔣經國的威權體制，到李登輝的民主體制，這三段過程，堪為政治發展的典型，更是二十世紀最成功的典範。」
△李登輝時代 政治學重要研究課題
「民主化」說來簡單，但其歷程卻備極艱辛。李登輝總統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經歷了許多的痛苦和挫折。也可以說是，面對內外的挑戰，艱苦奮鬥的成果。在這段歷程中，李總統領導台灣人民締造了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價值觀。
李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中所提到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亦即「基於民意的政治」。這就是新世紀的核心價值觀。 然而，此一「基於民意的政治」，並非一蹴可幾。
尤其，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社會─所謂中華世界─要實現民主主義更是非常困難。因為，中華世界有「皇帝型權力結構」的歷史與文化。因此，中華世界的政治從無任何「民意」可言。
台灣就掙脫了中華世界的這種傳統束縛，發展出完全不同的體制。這不僅與中華世界的政治傳統大相逕庭，對中華世界的政治秩序而言，也是一大挑戰。
台灣於今年舉行第二次總統直接選舉，結果，由民進黨的陳水扁和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正因為時值政權交替，我們更有必要全面宏觀「台灣民主化」的意義。
這次選舉有極大的啟發意義。這不僅是國民黨遷台以來的首次政權交替，也讓國民黨執政九十年來的歷史落幕。更重要的是，以民主方式進行直接選舉，完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權交替，對整體中華世界而言，也是有史以來首見的重大發展。
△民主制 在台灣留存下來
中華世界一向維持著獨特的皇帝型權力結構。領導人的交替，基本上只有易姓革命，或領導人死亡後由繼任者繼任，兩種方式而已。歷代王朝如此，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如此，中華民國的蔣介石、蔣經國政權亦復如是。因此，本次的總統選舉，將導致中華世界政治制度的重大改變。而在全世界矚目的透明狀況下達成政權交替，也是劃時代的創舉。
我認為，能達成此一快慰人心的成就，李登輝總統的果斷力與決心是最重要的成功因素。
李總統是在蔣經國先生去世後，接任總統，任期屆滿後，再依據當時的憲法規定，由國民大會代表選為總統，但並非由國民直接選舉所選出。隨後，李總統親自大幅度修改憲法，引進總統直接選舉制。比之於責任內閣制的日本，以及實際上接近直接選舉的美國，台灣的直接選舉制度更能直接反映民意。而且，一如美國，限制總統任期為四年，並規定只能連任一次。李總統在一九九五年首次舉行的直接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期間，中共雖舉行軍事演習並以飛彈威嚇，但反而使李總統高票當選。
對於完成台灣民主化的李總統，台灣各界頗有希望渠「修改憲法，再任一屆總統」的期待，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或亞洲各國，是常見的作法。
李總統如想以同樣方法延續其領導地位，必為可行。但是，李總統早即堅定意志，不為所動。他想讓「民主制度在台灣留存下來」。讓依此制度選出來的國家領導人，能遵從「基於民意的政治」，決定台灣應該走的道路。
因此，我想，李總統對於這次選舉的結果，內心當會感到非常滿意。因為，十二年來，李登輝時代所構築的台灣民主化志業，已邁出了一大步。
民主化，有言論自由，可以自由批判總統，這在原來的中華世界，是無法想像的。無論與蔣介石和蔣經國時代，或與中國大陸相比，其差距至為明顯。在中國大陸是絕對不容許進行反江澤民的示威活動。
在李總統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必須面對台灣社會的沈痾，那就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情結。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此一省籍情結表露無遺。
△政權轉移 滿意民主選舉
然而，我們也不能僅由本省人和外省人來看所謂的「省籍情結」。因為，這次民進黨的勝利，也可說是李登輝路線的勝利。一步步帶領台灣的民主化到目前的發展階段，使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李總統，當然不希望再把權力交給「外來政權」。所謂的「外來政權」，是指以往以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政權。也就是說，李總統身為國民黨主席，卻與國民黨鬥爭，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卻與中華世界鬥爭，對於此次的政權交替，應是他內心所盼望的結果。
這次大選中支持民進黨的人，過去多支持李總統。李總統在選舉期間，身為國民黨主席，當然是支持連戰，甚至在選戰的最後階段，比自己競選的時候還更奮力支持連戰。但其批評的對象大部分指向宋楚瑜，對本省籍的陳水扁則未進行全面性的批判。選戰的後期，與李總統親近的諾貝爾獎得獎人、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公開宣布支持陳水扁；而一向崇敬李總統，並致力支持李政權的奇美集團（生產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ＡＢＳ樹脂，以台南為基地的企業）許文龍先生也投向陳陣營。他們一向支持李總統，同時也對「外來政權」有著強烈的抗拒意識。他們絕非與李總統割袍而投向民進黨，而是存著尊敬李總統之念而靠向陳陣營的。
從這些事例也可以明顯看出，這次台灣總統選舉的意義與結構。新政權是由台灣人選出的台灣人政權，相信這也是長年推動民主化與台灣化的李總統所盼望的政權型態。
至於選舉的結果，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分析。脫離國民黨，而以無黨派候選人身分競選的宋楚瑜，獲得四百六十六萬票，比陳水扁的四百九十七萬票，僅差約三十萬，陳水扁可以說是險勝。另一方面，國民黨的候選人連戰，則意外地以二百萬票之差而慘敗。選前的民意調查都顯示，三組候選人勢均力敵，為什麼連戰會慘敗？ 原因之一，是原來支持李總統的人，在最後階段不投給連戰，而改為支持陳水扁。連戰雖是台灣人，但他的周圍人士卻幾乎是外省人，到選舉最後階段，此一情形益發明顯。 對多數台灣人來說，在日本統治時期，認同台灣的意識即已逐漸萌芽。但在戰後，卻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即「外來政權」，並造成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國民黨鎮壓台灣人的行動），使許多台灣人受到創傷，也累積了怨恨。這種心情，李總統也曾親身體會。
連戰在選戰最後階段取得蔣夫人的支持，並公布她的手信，效果卻適得其反。連戰此策大為失算。蔣夫人對現在的台灣，影響力極為有限，連戰以她來爭取外省人和台灣人的支持，成為他敗選的決定性因素。
另一候選人宋楚瑜，如以日本政治家來比喻，應是田中角榮型。他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秘書長（相當於自民黨的幹事長），同時也長時間擔任大權在握的台灣省長。國民黨擁有龐大的資產，堪稱全球最富有的政黨。因此，宋楚瑜可以說是長期掌握國民黨特權與金權的政治家。
宋楚瑜不僅是外省人，也與同為國民黨出身的李總統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李總統一直想把國民黨的黨營事業民營化，他對此有強烈主張，也讓連戰提出此一政見。但由於涉及龐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來自地方的強烈抗拒。這些既得利益者批判李總統而支持宋楚瑜，相信這也是宋楚瑜聲勢高漲的原因。
△辭黨主席 終結黨國體制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李總統提前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雖然部分媒體報導說，他是迫於黨內外的壓力而辭職，但這只是大眾傳媒淺薄的看法。李總統辭職的真正原因，是對這次選舉結果的尊重。關於此中經緯，他在本書最後一章會作首度的公開說明。 國民黨以龐大的資產為利器，建構了黨國一體的結構。李總統早就想要打破此種情況。黨並非全部，與黨相比，國家應處於更高的位階。李總統在五月卸任國家元首職位之前，先辭去國民黨主席的職務，告別已結束時代任務的舊體質國民黨，明確終結黨國體制，也讓世人清楚明瞭其所完成的歷史使命。
不過，台灣的大眾媒體似乎尚未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具體實現政權交替理想的台灣，已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訪問過台灣的日本人，都會喜歡台灣。而由於台灣的轉變，日本國民對台灣的認識也加深了。
台灣真的已成為可以自在生活的國家，對日本人來說，也是可以親近的國家。我想，只要訪問過台灣一次，即使對政治沒有特別興趣或不關心的人，都可以體會到。 李總統去年的著作「台灣的主張」（ＰＨＰ研究所出版）已成為日本最暢銷的書，這固然是李總統的個人魅力所致，但也顯示，日本國民對「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實驗」的意義，有高度評價，因此有亟欲學習的強烈動機。 亞洲共有近三十個國家，但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達成如此成功的政治發展的國家，則只有台灣而已。
觀察台灣時，如把「民主化」當成橫座標，則縱座標應為台灣的「認同深化度」，這點在歷史上亦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認同形成 開始於李體制
Identity一詞，在日文裡並無適當的譯語。或可譯為「自我同一性」或「存在證明」，但這樣的語意並不清楚，因為常以片假名寫出。但台灣則譯成「認同」，這樣的譯法非常容易了解。它的意思即為「我們自己集團的同一性，要由自己很適切的認識清楚」。
在台灣，這種認同的形成，以至強化、深化，而擁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其實是進入李登輝體制後才開始的。此一事實對歷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冷戰結束已十年，現在，世界各地的民族認同正風起雲湧。印尼的東帝汶、俄羅斯的車臣共和國、南斯拉夫的科索沃自治省等，都以民族紛爭的形式，使認同的意識高漲。但是，這也是造成重大悲劇的主要原因。 台灣的情況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認同也確立了。或者說，在民主化的軌道上，根據民意，形成了新的認同。這是政治成熟社會的和平發展，也才是台灣認同的重要性，從全球發展的經驗來看，也是非常罕見的範例。
這並不僅是改變選舉制度或更動政策的結果，如果僅是如此，則日本人並不會特別加以注意，也不會感到台灣的魅力。
正因為有了民主化的橫軸，加上認同深化的縱軸，我們才特別為台灣的魅力所吸引。況且，如果認同的強化，沒有伴隨著民主化，則將引發民族紛爭。 今天，在「後李登輝」時代來臨之際，台灣人民正掀起政治的高潮。陳水扁新政權成立，各種立場和言論也都能有所發揮，這都是李登輝總統多年來致力民主化與多元化，才能實現的理想。
△特殊兩國論 掙脫束縛
由於民主化的進展與認同的深化，使台灣做為一個國家的條件也日臻成熟。因此，也才能開始提出中國與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新主張。 很遺憾的是，大陸的國家主席江澤民，並未充分理解這些問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構想，非但是清楚地向國際社會表明，台灣做為主權國家的定位，同時，也掙脫了中華世界的束縛，開拓了亞洲國際關係的空間。
現在我手邊有一份「人民日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對李總統在「外交事務」季刊（一九九九年十一、十二月號）發表的論文「瞭解台灣︱跨越認知差距」嚴詞批判。
但是，這些批判，由於對台灣的民主化與認同之深化認識不足，根本不得要領。歸根結底，只要是稍有常識的人，一看即知：「唉！又在亂說了！」例如，批判「麻煩製造者的李登輝，在台灣震災餘波未止時，又開始了分裂祖國的活動」，對台灣人而言，看到李總統為震災救援和重建工作的鞠躬盡瘁，這些批判一點都沒有說服力。 姑且不論這些批判，由於達成民主化與認同的深化，台灣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容忽視的重大議題。
一九七一年，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台灣被迫退出。之後，國際社會一直停留在七一年的框架上，偏安於維持現狀。 然而，現在已經出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生台灣。這當然是主導二十一世紀價值觀的「基於民意的政治」，以及認同深化的結果。
△扁拜會李 作為令人欣慰
台灣的認同並非具有排他性的認同。而是擁有全球性意義的認同，並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嚴正問題。此一全球性認同，並非單純的民族主義，而是包含了「如何追求發展福祉」、「如何改變社會」的意義在內。
也因為如此，現在的台灣就能夠向中國主張「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總統選舉之後，陳水扁伉儷前往官邸拜訪李登輝伉儷，向「民主之父」李登輝總統表達永恆之敬意，此一作為令人至感欣慰。
我與李總統的初次會晤，正如李總統在前言裡所說，是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先生擔任副總統的時代，在結束訪問拉丁美洲各國的行程後，過境東京，表示「一定要會面」，因此邀我到大倉飯店。當晚九點，我到達飯店時，李副總統在桌上已放了我的數本書，書裡還畫著許多閱讀重點的標線。令我感到非常惶恐，也感到非常高興。尤其對於拙著「指向文明再鑄造的中國」的論點，李副總統特別有興趣，也和我就馬克思以及麥克斯．韋伯的中國觀，持續深談到深夜。
當時，李副總統談到「剛剛與自民黨的政治家會晤，話題令人毫無興趣」。或許是相較於李登輝先生的智性，日本的政治家顯得不足吧。 當時，李先生以副總統的身分，過境東京，毫無問題。但之後，日本卻有了一種政治氣氛，即使是私人訪問，也不准總統到日本。這完全是因為，在此一時期，日本和中國之間發生了問題。由於日本外交經常顧慮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導致日中關係的扭曲，進而影響到日台關係，也使得日本對東亞外交的座標軸大幅歪曲。
就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正顯示李總統與台灣存在空間的擴大。 由於跟李登輝先生會晤的機緣，我自十二年前起，就擔任日台間知性交流的「亞洲展望」秘書長，參與活動。
長久以來，日本與台灣的交流僅限於親中華民國的人士，管道非常有限。李總統認為，我們有建立更廣泛、更有深度交流的必要，因此設立了「亞洲展望」論壇。台灣方面由辜振甫、黃世惠、辜濂松等組成，日本方面則以龜井正夫等財經界人士為主，由民間企業募款來運作。財務會計、會議的有關工作也都保持公開。根據我的備忘錄，李總統要我籌組此一交流論壇，乃是一九八八年七月底的事。經過籌備運作，第一次「亞洲展望」研討會，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即天安門事件發生不久之後在台北召開。
自此，「亞洲展望」研討會就輪流在日本與台灣舉行。但是，李總統想在任期內訪日的期望，一直未能實現。這是非常遺憾的事。至少，美國在這一點上，與日本有明顯的不同。美國雖然與日本一樣，和台灣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但是政府官員間的交流可以自由進行，康乃爾大學邀請李總統訪問時，美國的國會以及輿論都以壓倒性的態度給予支持，白宮也沒有橫加阻擋。
△日台之間 建立了解機制
十二年來，日本依然視台灣問題為禁忌，當我們邀請學者專家參加「亞洲展望」時，有些著名的學者還會有所顧忌，不願參加。當時，我也嚐到「連這樣的人」都不敢參加的辛酸味。如果日本的領導階層人士能更加了解亞洲，如果對中國的干涉，日本能夠採取毅然的態度的話，我想台灣問題就會更為容易處理。 我想，台灣人對日本還是有所怨懟。這是對一九七二年日台斷交以來，日本不斷背叛台灣人的期待，使台灣成為亞洲的孤兒所致。雖然如此，台灣多數的人仍然非常親日。
經過這樣的歷程，我們可以說，現在日本與台灣之間，終於擁有可以增進相互了解的機制。現在，不論是「亞洲展望」，或是「一定要出席在台舉行的會議」等，都有許多人主動提出申請，根本不需要擔心人選的問題。如果沒有深知日本的李登輝總統存在，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台灣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沒有達成卓越的發展成就，日台關係也難以有如此的進展。
李總統的「台灣的主張」，在日本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尤其在財經界和政界，都有很熱烈的反應。在這本書裡，希望能夠聆聽更加深入的看法，也希望在李總統卸下總統職務後，能聽到總統親口說出的一些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