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亞洲的智略」書摘 系列之五

民主化、認同深化 台灣做為一個國家條件臻成熟


 △民主化、認同深化 台灣做為一個國家條件臻成熟

 現在,日本對台灣甚為關心。每年到台灣的日本人接近一百萬人,日本與台灣之間的商業往來亦非常頻繁。一九九九年九月,台灣發生強烈地震後,許多日本人真誠地關懷台灣的受害者,不但日本全國都響起「台灣加油」的呼聲,也熱心捐款賑災。

 日本對台認識的加深,應歸功於李登輝總統在任十二年中,台灣所完成的重大轉變。

 去(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國立台灣大學舉辦了一次有關日本研究的國際研討會(「新世紀日本綜合研究」國際會議),我也應邀講演,題目為「如何觀察台灣的變化」。

 我認為,台灣的發展不僅對國際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李登輝時代」所實現的民主化過程,正是所謂「政治發展」的典型例子。從政治學的立場來看,也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在台灣大學的講演中,我指出:「從蔣介石的獨裁體制、經蔣經國的威權體制,到李登輝的民主體制,這三段過程,堪為政治發展的典型,更是二十世紀最成功的典範。」

 △李登輝時代 政治學重要研究課題

 「民主化」說來簡單,但其歷程卻備極艱辛。李登輝總統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經歷了許多的痛苦和挫折。也可以說是,面對內外的挑戰,艱苦奮鬥的成果。在這段歷程中,李總統領導台灣人民締造了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價值觀。

 李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中所提到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亦即「基於民意的政治」。這就是新世紀的核心價值觀。 然而,此一「基於民意的政治」,並非一蹴可幾。

 尤其,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社會─所謂中華世界─要實現民主主義更是非常困難。因為,中華世界有「皇帝型權力結構」的歷史與文化。因此,中華世界的政治從無任何「民意」可言。

 台灣就掙脫了中華世界的這種傳統束縛,發展出完全不同的體制。這不僅與中華世界的政治傳統大相逕庭,對中華世界的政治秩序而言,也是一大挑戰。

 台灣於今年舉行第二次總統直接選舉,結果,由民進黨的陳水扁和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正因為時值政權交替,我們更有必要全面宏觀「台灣民主化」的意義。

 這次選舉有極大的啟發意義。這不僅是國民黨遷台以來的首次政權交替,也讓國民黨執政九十年來的歷史落幕。更重要的是,以民主方式進行直接選舉,完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權交替,對整體中華世界而言,也是有史以來首見的重大發展。

 △民主制 在台灣留存下來

 中華世界一向維持著獨特的皇帝型權力結構。領導人的交替,基本上只有易姓革命,或領導人死亡後由繼任者繼任,兩種方式而已。歷代王朝如此,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如此,中華民國的蔣介石、蔣經國政權亦復如是。因此,本次的總統選舉,將導致中華世界政治制度的重大改變。而在全世界矚目的透明狀況下達成政權交替,也是劃時代的創舉。

 我認為,能達成此一快慰人心的成就,李登輝總統的果斷力與決心是最重要的成功因素。

 李總統是在蔣經國先生去世後,接任總統,任期屆滿後,再依據當時的憲法規定,由國民大會代表選為總統,但並非由國民直接選舉所選出。隨後,李總統親自大幅度修改憲法,引進總統直接選舉制。比之於責任內閣制的日本,以及實際上接近直接選舉的美國,台灣的直接選舉制度更能直接反映民意。而且,一如美國,限制總統任期為四年,並規定只能連任一次。李總統在一九九五年首次舉行的直接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期間,中共雖舉行軍事演習並以飛彈威嚇,但反而使李總統高票當選。

 對於完成台灣民主化的李總統,台灣各界頗有希望渠「修改憲法,再任一屆總統」的期待,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或亞洲各國,是常見的作法。

 李總統如想以同樣方法延續其領導地位,必為可行。但是,李總統早即堅定意志,不為所動。他想讓「民主制度在台灣留存下來」。讓依此制度選出來的國家領導人,能遵從「基於民意的政治」,決定台灣應該走的道路。 

 因此,我想,李總統對於這次選舉的結果,內心當會感到非常滿意。因為,十二年來,李登輝時代所構築的台灣民主化志業,已邁出了一大步。

 民主化,有言論自由,可以自由批判總統,這在原來的中華世界,是無法想像的。無論與蔣介石和蔣經國時代,或與中國大陸相比,其差距至為明顯。在中國大陸是絕對不容許進行反江澤民的示威活動。

 在李總統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必須面對台灣社會的沈痾,那就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情結。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此一省籍情結表露無遺。

 △政權轉移 滿意民主選舉

 然而,我們也不能僅由本省人和外省人來看所謂的「省籍情結」。因為,這次民進黨的勝利,也可說是李登輝路線的勝利。一步步帶領台灣的民主化到目前的發展階段,使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李總統,當然不希望再把權力交給「外來政權」。所謂的「外來政權」,是指以往以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政權。也就是說,李總統身為國民黨主席,卻與國民黨鬥爭,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卻與中華世界鬥爭,對於此次的政權交替,應是他內心所盼望的結果。

 這次大選中支持民進黨的人,過去多支持李總統。李總統在選舉期間,身為國民黨主席,當然是支持連戰,甚至在選戰的最後階段,比自己競選的時候還更奮力支持連戰。但其批評的對象大部分指向宋楚瑜,對本省籍的陳水扁則未進行全面性的批判。選戰的後期,與李總統親近的諾貝爾獎得獎人、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公開宣布支持陳水扁;而一向崇敬李總統,並致力支持李政權的奇美集團(生產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ABS樹脂,以台南為基地的企業)許文龍先生也投向陳陣營。他們一向支持李總統,同時也對「外來政權」有著強烈的抗拒意識。他們絕非與李總統割袍而投向民進黨,而是存著尊敬李總統之念而靠向陳陣營的。

 從這些事例也可以明顯看出,這次台灣總統選舉的意義與結構。新政權是由台灣人選出的台灣人政權,相信這也是長年推動民主化與台灣化的李總統所盼望的政權型態。

 至於選舉的結果,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分析。脫離國民黨,而以無黨派候選人身分競選的宋楚瑜,獲得四百六十六萬票,比陳水扁的四百九十七萬票,僅差約三十萬,陳水扁可以說是險勝。另一方面,國民黨的候選人連戰,則意外地以二百萬票之差而慘敗。選前的民意調查都顯示,三組候選人勢均力敵,為什麼連戰會慘敗? 原因之一,是原來支持李總統的人,在最後階段不投給連戰,而改為支持陳水扁。連戰雖是台灣人,但他的周圍人士卻幾乎是外省人,到選舉最後階段,此一情形益發明顯。 對多數台灣人來說,在日本統治時期,認同台灣的意識即已逐漸萌芽。但在戰後,卻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即「外來政權」,並造成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國民黨鎮壓台灣人的行動),使許多台灣人受到創傷,也累積了怨恨。這種心情,李總統也曾親身體會。

 連戰在選戰最後階段取得蔣夫人的支持,並公布她的手信,效果卻適得其反。連戰此策大為失算。蔣夫人對現在的台灣,影響力極為有限,連戰以她來爭取外省人和台灣人的支持,成為他敗選的決定性因素。

 另一候選人宋楚瑜,如以日本政治家來比喻,應是田中角榮型。他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秘書長(相當於自民黨的幹事長),同時也長時間擔任大權在握的台灣省長。國民黨擁有龐大的資產,堪稱全球最富有的政黨。因此,宋楚瑜可以說是長期掌握國民黨特權與金權的政治家。 宋楚瑜不僅是外省人,也與同為國民黨出身的李總統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李總統一直想把國民黨的黨營事業民營化,他對此有強烈主張,也讓連戰提出此一政見。但由於涉及龐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來自地方的強烈抗拒。這些既得利益者批判李總統而支持宋楚瑜,相信這也是宋楚瑜聲勢高漲的原因。 

 △辭黨主席 終結黨國體制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李總統提前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雖然部分媒體報導說,他是迫於黨內外的壓力而辭職,但這只是大眾傳媒淺薄的看法。李總統辭職的真正原因,是對這次選舉結果的尊重。關於此中經緯,他在本書最後一章會作首度的公開說明。 國民黨以龐大的資產為利器,建構了黨國一體的結構。李總統早就想要打破此種情況。黨並非全部,與黨相比,國家應處於更高的位階。李總統在五月卸任國家元首職位之前,先辭去國民黨主席的職務,告別已結束時代任務的舊體質國民黨,明確終結黨國體制,也讓世人清楚明瞭其所完成的歷史使命。

 不過,台灣的大眾媒體似乎尚未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具體實現政權交替理想的台灣,已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訪問過台灣的日本人,都會喜歡台灣。而由於台灣的轉變,日本國民對台灣的認識也加深了。

 台灣真的已成為可以自在生活的國家,對日本人來說,也是可以親近的國家。我想,只要訪問過台灣一次,即使對政治沒有特別興趣或不關心的人,都可以體會到。 李總統去年的著作「台灣的主張」(PHP研究所出版)已成為日本最暢銷的書,這固然是李總統的個人魅力所致,但也顯示,日本國民對「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實驗」的意義,有高度評價,因此有亟欲學習的強烈動機。 亞洲共有近三十個國家,但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達成如此成功的政治發展的國家,則只有台灣而已。

 觀察台灣時,如把「民主化」當成橫座標,則縱座標應為台灣的「認同深化度」,這點在歷史上亦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認同形成 開始於李體制

 Identity一詞,在日文裡並無適當的譯語。或可譯為「自我同一性」或「存在證明」,但這樣的語意並不清楚,因為常以片假名寫出。但台灣則譯成「認同」,這樣的譯法非常容易了解。它的意思即為「我們自己集團的同一性,要由自己很適切的認識清楚」。

 在台灣,這種認同的形成,以至強化、深化,而擁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其實是進入李登輝體制後才開始的。此一事實對歷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冷戰結束已十年,現在,世界各地的民族認同正風起雲湧。印尼的東帝汶、俄羅斯的車臣共和國、南斯拉夫的科索沃自治省等,都以民族紛爭的形式,使認同的意識高漲。但是,這也是造成重大悲劇的主要原因。 台灣的情況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認同也確立了。或者說,在民主化的軌道上,根據民意,形成了新的認同。這是政治成熟社會的和平發展,也才是台灣認同的重要性,從全球發展的經驗來看,也是非常罕見的範例。  

 這並不僅是改變選舉制度或更動政策的結果,如果僅是如此,則日本人並不會特別加以注意,也不會感到台灣的魅力。

 正因為有了民主化的橫軸,加上認同深化的縱軸,我們才特別為台灣的魅力所吸引。況且,如果認同的強化,沒有伴隨著民主化,則將引發民族紛爭。 今天,在「後李登輝」時代來臨之際,台灣人民正掀起政治的高潮。陳水扁新政權成立,各種立場和言論也都能有所發揮,這都是李登輝總統多年來致力民主化與多元化,才能實現的理想。

 △特殊兩國論 掙脫束縛

 由於民主化的進展與認同的深化,使台灣做為一個國家的條件也日臻成熟。因此,也才能開始提出中國與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新主張。 很遺憾的是,大陸的國家主席江澤民,並未充分理解這些問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構想,非但是清楚地向國際社會表明,台灣做為主權國家的定位,同時,也掙脫了中華世界的束縛,開拓了亞洲國際關係的空間。

 現在我手邊有一份「人民日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對李總統在「外交事務」季刊(一九九九年十一、十二月號)發表的論文「瞭解台灣︱跨越認知差距」嚴詞批判。

 但是,這些批判,由於對台灣的民主化與認同之深化認識不足,根本不得要領。歸根結底,只要是稍有常識的人,一看即知:「唉!又在亂說了!」例如,批判「麻煩製造者的李登輝,在台灣震災餘波未止時,又開始了分裂祖國的活動」,對台灣人而言,看到李總統為震災救援和重建工作的鞠躬盡瘁,這些批判一點都沒有說服力。 姑且不論這些批判,由於達成民主化與認同的深化,台灣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容忽視的重大議題。

 一九七一年,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台灣被迫退出。之後,國際社會一直停留在七一年的框架上,偏安於維持現狀。 然而,現在已經出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生台灣。這當然是主導二十一世紀價值觀的「基於民意的政治」,以及認同深化的結果。

 △扁拜會李 作為令人欣慰

 台灣的認同並非具有排他性的認同。而是擁有全球性意義的認同,並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嚴正問題。此一全球性認同,並非單純的民族主義,而是包含了「如何追求發展福祉」、「如何改變社會」的意義在內。

 也因為如此,現在的台灣就能夠向中國主張「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總統選舉之後,陳水扁伉儷前往官邸拜訪李登輝伉儷,向「民主之父」李登輝總統表達永恆之敬意,此一作為令人至感欣慰。

 我與李總統的初次會晤,正如李總統在前言裡所說,是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先生擔任副總統的時代,在結束訪問拉丁美洲各國的行程後,過境東京,表示「一定要會面」,因此邀我到大倉飯店。當晚九點,我到達飯店時,李副總統在桌上已放了我的數本書,書裡還畫著許多閱讀重點的標線。令我感到非常惶恐,也感到非常高興。尤其對於拙著「指向文明再鑄造的中國」的論點,李副總統特別有興趣,也和我就馬克思以及麥克斯.韋伯的中國觀,持續深談到深夜。

 當時,李副總統談到「剛剛與自民黨的政治家會晤,話題令人毫無興趣」。或許是相較於李登輝先生的智性,日本的政治家顯得不足吧。 當時,李先生以副總統的身分,過境東京,毫無問題。但之後,日本卻有了一種政治氣氛,即使是私人訪問,也不准總統到日本。這完全是因為,在此一時期,日本和中國之間發生了問題。由於日本外交經常顧慮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導致日中關係的扭曲,進而影響到日台關係,也使得日本對東亞外交的座標軸大幅歪曲。

 就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正顯示李總統與台灣存在空間的擴大。 由於跟李登輝先生會晤的機緣,我自十二年前起,就擔任日台間知性交流的「亞洲展望」秘書長,參與活動。

 長久以來,日本與台灣的交流僅限於親中華民國的人士,管道非常有限。李總統認為,我們有建立更廣泛、更有深度交流的必要,因此設立了「亞洲展望」論壇。台灣方面由辜振甫、黃世惠、辜濂松等組成,日本方面則以龜井正夫等財經界人士為主,由民間企業募款來運作。財務會計、會議的有關工作也都保持公開。根據我的備忘錄,李總統要我籌組此一交流論壇,乃是一九八八年七月底的事。經過籌備運作,第一次「亞洲展望」研討會,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即天安門事件發生不久之後在台北召開。

 自此,「亞洲展望」研討會就輪流在日本與台灣舉行。但是,李總統想在任期內訪日的期望,一直未能實現。這是非常遺憾的事。至少,美國在這一點上,與日本有明顯的不同。美國雖然與日本一樣,和台灣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但是政府官員間的交流可以自由進行,康乃爾大學邀請李總統訪問時,美國的國會以及輿論都以壓倒性的態度給予支持,白宮也沒有橫加阻擋。

 △日台之間 建立了解機制

 十二年來,日本依然視台灣問題為禁忌,當我們邀請學者專家參加「亞洲展望」時,有些著名的學者還會有所顧忌,不願參加。當時,我也嚐到「連這樣的人」都不敢參加的辛酸味。如果日本的領導階層人士能更加了解亞洲,如果對中國的干涉,日本能夠採取毅然的態度的話,我想台灣問題就會更為容易處理。 我想,台灣人對日本還是有所怨懟。這是對一九七二年日台斷交以來,日本不斷背叛台灣人的期待,使台灣成為亞洲的孤兒所致。雖然如此,台灣多數的人仍然非常親日。

 經過這樣的歷程,我們可以說,現在日本與台灣之間,終於擁有可以增進相互了解的機制。現在,不論是「亞洲展望」,或是「一定要出席在台舉行的會議」等,都有許多人主動提出申請,根本不需要擔心人選的問題。如果沒有深知日本的李登輝總統存在,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台灣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沒有達成卓越的發展成就,日台關係也難以有如此的進展。

 李總統的「台灣的主張」,在日本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尤其在財經界和政界,都有很熱烈的反應。在這本書裡,希望能夠聆聽更加深入的看法,也希望在李總統卸下總統職務後,能聽到總統親口說出的一些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