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擔任政務委員時，台灣社會還有許多人不會說北京話。

　戰後，我回到台灣，進入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就讀，受教於王益滔教授。王教授和蔣介石總統一樣，都出身浙江省，不過他是溫州人，而溫州話很難懂。日籍教授奧田先生回日本之前，曾特別拜託王教授：「李登輝畢業後，請留他在學校任教。」王教授經常鼓勵我，且給予我很多的幫助。雖然常常和王教授在一起，對他說的浙江話也很熟悉，但是，蔣介石總統的浙江話，對我來說，仍然非常難懂。

　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交談時，她常是英語與上海話交雜著講。我也不懂上海話，因此，聽不懂時，就只好請她「寫成字條」，當作備忘錄。我收過許多這種字條，其中甚至還有些寫著「不法命令」。

　例如，有關軍方的人事。最鮮明的例子，就是我想任命參謀總長郝柏村擔任國防部長的事。當時，郝柏村擔任參謀總長已經八年多，長期掌控軍隊，不但擁有權力，也掌握龐大的資源。我想讓他卸職後，再擔任國防部長，但他不願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任命他出任國防部長，他就透過蔣夫人，意圖留任參謀總長。當時蔣夫人對我說：「台灣海峽一旦有緊急的事，非有郝柏村不可。」我因聽不懂，就說：「對不起，我聽不懂，請您寫條子給我。」因此，就留下了這樣一張字條。

　軍事體系的人事升遷調度，必須制度化。擔任某一職位一段時間後，就必須轉任。一切都要依循明確的規範，否則因人設事，許多優秀的年輕人無法出線，將是台灣整體的損失。因此，我認為，任何優秀的人才，在一定的時間之後，都得退職。

　郝柏村先生於一九九○年出任行政院長，但他仍意圖掌控軍權，挑戰總統的統帥權。但是，我仍成功地切斷郝柏村先生與軍方的關係，建立軍隊的制度化與國家化。軍隊本來就應該效忠國家，如果讓擁有強大權力的個人可以動員軍隊，台灣就無民主化可言。這是我就任總統第三年，一九九一年的重大事件。

　中嶺雄：「李登輝時代」是持續不斷的鬥爭 　

　就任之後與舊勢力的鬥爭 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總統去世。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因此，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就根據此一規定，繼任總統，並在七月舉行的國民黨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中，被選為國民黨主席。

　在翌年天安門事件中失勢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當時還曾拍電祝賀。這是開明派的領導人趙紫陽才會有的動作，與後來接任的江澤民總書記大不相同。

　但是，李登輝剛就任總統時，四周都是國民黨的巨頭或大老。學者出身，而且又是本省籍的李登輝，可以說是在古色蒼然的外省政治家網絡中的政治新人。 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參謀總長郝柏村、行政院長俞國華，都擁有比新總統更長的政治歷練。況且，蔣經國去世之後，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仍健在，次子蔣緯國等蔣氏家族也都還很活躍。

　學者出身，獲蔣經國拔擢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長之後，才開始走上政治生涯的李總統，雖說是中華民國總統，卻必須與中華民國鬥爭；雖然是國民黨主席，卻也得與國民黨鬥爭，在複雜的政治情勢中孤軍奮鬥。

　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因蔣經國總統去世，由副總統繼任為總統。任期屆滿之後，一九九○年三月，在依憲法規定召開的國民大會中，被正式選為第八任總統。就此展開了充滿嶄新活力的李登輝時代。

　從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對權力基礎尚未穩固的李總統來說，是一段非常艱辛的時期。但是，已逐漸展現屬於自己的執政色彩。

　李總統必須突破重重藩籬。他很清楚，如果不予突破，自己將被壓毀。他以無比的智慧和毅力，突破了沉重的政治與軍事壓力。這段歷程的艱辛，絕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也絕非一般人所能為。因此，所謂的「李登輝時代」，就是以這種孤獨的奮鬥為代價，揭開序幕。

　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就任總統的第三年，已將參謀總長郝柏村任命為行政院長。李總統在這本書裡談到，他成功地牽制郝柏村在軍中影響力的一些秘辛。在此一時期，李總統常對我吐露他的心事，如今實感榮幸。我想，這是因為我是與台灣政治毫無直接關係的一介學者，而且可以直接以日語交談，才獲得此一機緣。有一天，我在李總統家中，曾寫下中國五代的一位宰相馮道所說的：「浩天下者，不顧小怨」，獻給李總統。

　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國民黨臨時中常會正式通過提名李登輝總統及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為正副總統候選人。但在這段期間，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反李登輝派）的抗爭非常激烈。當時，我曾為了「亞洲展望論壇」的召開，與李總統會晤商談，李總統向我透露一件事。

　李總統說：「台灣的政治有如中先生的分析，跟大陸的權力鬥爭毫無二致。」他以堅定的語氣指出：「二月十一日清晨，我發動『拂曉召集』，制止了軍方與非主流派結合的改變總統、副總統提名人選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