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大陸內部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激烈變化。過去二十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與部分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使「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逐漸褪去。
因此，大陸同胞的物質生活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備受壓抑的精神生活也獲得舒緩，令人慶幸。就這一點而言，我也要給予高度的肯定。
但是，就如同觀察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一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了解，不能只看單一事件、公開的統計資料，或一般觀光客到大陸旅遊的表面印象，而必須深入掌握大陸總體的情勢。
大陸同胞是我們的手足。中國大陸能夠富裕而且和平，絕對值得欣喜。但是，我們不能以過度樂觀的心情，作出一廂情願的期待；也不能以極端悲觀的想法，作出錯誤的判斷。我們所必須做的，是以客觀的事實為基礎，冷靜比較中國大陸和台灣發展的差異。
目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是否產生結構性變化的轉捩點。這幾年來，大陸的變化雖然很激烈，但若仔細觀察，卻還未出現結構性的根本變化。
大陸在經濟上的生產力是提昇了，然而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體制仍然沒有改變。權力依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威權式的獨裁統治也絲毫未改。而中國共產黨也無意徹底改變其政治體質。
唯一改變的，是放棄了極端的政治掛帥主義，也就是說，不再為了維持政治的獨裁體制，而犧牲一切的物質富裕。結果，只不過稍許恢復了大陸同胞本來就具有的潛在經濟力而已。
所謂的政治向左，經濟向右，或是政治上講共產主義，經濟上講市埸經濟的制度，基本上存在著重大矛盾。物質生活的稍加改善，固然會讓人民感到一時的滿足，但繼之而來的種種混亂，也會益加嚴重，除非從根本上解決此一矛盾，否則將無法控制。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大陸經過這二十年的「量變」，現在正走向「質變」的關卡。美國等西方國家預測，中國大陸要走出這個重大的矛盾，可能要再花二十年的時間。可是，真的有此可能嗎？如果真有此可能，又需要怎樣的條件呢？
中國大陸面臨轉變的諸多難題
從海峽的此岸來看，中國大陸要產生質變似乎極為困難。美國估計要花二十年，但若目前的情況不變，可能需要更長的時日才能達成。況且，縱然有了轉變，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順利開展，只要看這十多年來俄羅斯的例子，就不難明白。
今後的中國大陸，要完成結構性的轉變，究竟會面臨哪些難題？
第一、目前中國大陸存在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則不可能完成根本的變革。例如，有因為制度矛盾而產生的不確定性、有因為民主化遲遲未開展而導致的不確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產生的不確定性等。
這些不確定性，包括中共當局決策方向的不確定性，以及超出中共當局能力之外而發生變化的可能性。美國為防止此種超出中共當局能力範圍外的混亂發生，一再透過外交的途徑與經濟的援助，來提高大陸內外環境的安定性。美國的努力雖不至於徒勞無功，但效果也絕對有限。
第二、當前中共所面臨的結構性變化，就規模而論，是史所未見。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文化和社會極具多樣性，使問題益加複雜。
單就規模的宏大來看，中國大陸的結構性變化無疑需要長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國家認為中共當局能夠在短期內妥善處理的看法，顯然不切實際。但是，由於外在環境的迅速變遷，改革的時間可以說極具緊迫性，一刻也不能遲疑。
第三、中共對外關係的問題。中共當局如果真正為大陸同胞的福祉著想，就應該避免國際摩擦，特別是應降低與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否則好不容易才起步的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因此，中共當局對兩岸關係的處理，應更加審慎。
戒急用忍，改善關係
對中國大陸的現況有此認識之後，就不難確定我們今後的政策方向。我們要了解的是，與台灣相比，大陸幅員廣大，但社會封閉，政治專制。雖然民生逐漸富裕，但要普及所有人民，由於工程浩大，非短期可以達到。中共當局也經常以霸權主義的鬥爭心態，對我們多方威嚇。
反觀台灣，面積雖然不大，但經濟普遍繁榮，社會逐漸開放，政治日趨民主。而我們以和平與合作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也贏得許多國家的肯定，不但提高了台灣的國際地位，也讓我們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
將來，如果中共對台灣的敵意降低，同時大陸發展的不確定性也逐漸減少，我們的政策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堅持「戒急用忍」的政策。
最近幾年，其他國家對中共的政策也同樣把這個「不確定性」的因素納入考量。我們和大陸一水相隔，交流頻繁，更不能對這種深層的變化，視而不見。
事實上，台灣早已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而改以「雙贏」的態度，希望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促進兩岸合作，同時也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案，例如，「領導人會面」、「國際合作」、「境外航運中心」、「文化交流」、「農業合作」、「國有企業改革」等。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善意的提案，幾乎都沒有辦法實現。因為中共當局還是用舊的「鬥爭」、「吃掉」的心態，面對新的兩岸關係，一定要把我們納入他們所謂的「一個中國」模式，不然就指控我們「搞台獨」。
結果，我們的善意加多了，中共的敵意卻加深了。「雙贏」的想法不能發揮作用，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因應方針。
我曾向來訪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提到：「希望你們支持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這句話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希望美國能了解並認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要陷入「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甚至推衍出台灣在「搞台獨」的錯誤訊息，來推動對台政策，否則將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明確拒絕「一國兩制」
我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致詞中，曾明確表達此一立場。這段談話雖然篇幅稍長，但因具歷史意義，仍有必要在此引用：
我們在此鄭重重申：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制度或所謂的﹁一國兩制﹂之下。
我們作此主張，是因為我們堅信：
第一、共產制度或﹁一國兩制﹂的統一，不利於全中國的民主化，使大陸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遙不可及。
第二、只有統一在民主制度之下，兩岸三地的聯合力量才能成為區域安定的助力。一個統一但專制、封閉的中國，必然會引起鄰國不安，改變亞洲均勢，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三、只有透過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機制及透明化的政治運作過程，增進兩岸互信，並確保雙方切實遵守協議，共締雙贏新局。
在此，我們要再一次堅定拒絕所謂「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的本質具有曖昧性，因為看似平等的兩制，實際上一為中央、一為地方，並不平等；也具有矛盾性，因為假定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共存；更缺乏民主性，因為其權力安排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與我們追求的民主統一目標背道而馳。
對大陸的六項主張
因此，我再提出我們所應追求的目標：
我們進一步主張：
第一、雖然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分治的中國﹂。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後，雖然播遷台灣，但中共政權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台灣。台海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
第二、中國的再統一應該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設時間表，視大陸地區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決定﹁和平統一﹂的進程。
第三、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人民應該擁有充分自衛的權利。這是二千一百八十萬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也是維護台灣地區民主化成果，促進大陸民主化的必要力量。
第四、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人民基於生存、發展的需要，應該像五○年代、六○年代一樣，充分享有參與國際活動的權利，讓兩岸人民有平等的機會，為國際社會貢獻心力。
第五、海峽兩岸應擴大交流，增進兩地繁榮，並以合作取代對立，以互惠化解敵意，為將來的和平統一奠定有利基礎。
第六、海峽兩岸應以彼此對等、相互尊重為原則，充分溝通，求同化異，在分治中國的現實基礎上，協商並簽署兩岸和平協定，結束敵對狀態，以促進兩岸和諧，維護亞太安定。
「台灣經驗」的真正意義
我一再強調「台灣經驗」和台灣發展成就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自由民主的國家。而是因為台灣在戰後的半個世紀以來，逐漸發展成今天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開放的局面，這才是「台灣經驗」的意義之所在。
中華民國播遷到台灣的時候，台灣並不富裕，也不算安定，而政治型態也可以說是威權體制。不僅有所謂的「白色恐怖」，還曾發生外省人鎮壓本省人的情事。
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台灣經濟迅速起飛，社會環境日益穩定，而政治民主化也逐步落實，使總統直接選舉等民主理想一一實現。
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發展，累積了豐碩的成果。這段由台灣同胞所締造的發展經驗，對中國大陸而言，應該比任何外國的經驗，更具有參考的價值。
我在第一章曾提到，雖然中國傳統的文化與社會制度，阻礙了歷史的進步，但如果我們回溯到封建制度出現之前的時代，中國人其實也具有濃厚的「民本」思想。因此，我們相信，中國人可以在實現經濟繁榮的基礎上，闊步邁向民主化的道路。這一點，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上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了。
大陸同胞對於台灣的這種經驗，或許還沒有很清楚的認識。但我想提醒中共當局的是，大陸現在所走的方向，本質上有著很深的矛盾，如果能仔細觀察台灣發展的經驗，應該就會發覺問題之所在。
所謂的「台灣經驗」，也就是「台灣典範」，不僅是台灣發展的成就，也應該是所有中國人所共享的資產，並為將來的統一指出了明確的方向。這就是「台灣經驗」的真正意涵，也是我們一貫堅持的主張。
因此，我們對中共當局以霸權心態強加於我們的「一個中國」論調，完全不能苟同，但對其在部分地區嘗試推展基層民主的作法，則樂觀其成。
同時，我們深切期盼中共當局能以更積極的政治改革，擴大民主化的廣度與深度，釋放大陸同胞更大更多的智慧與能量，建設多元開放的現代化社會。
「寧靜革命」的本質
當然，與台灣相比，大陸方面的問題，既廣且深，自不待言。就如我一再提到的，我們在變革前所面臨問題的多樣性、複雜性及深刻性，遠不及大陸今天的困境。
但是，正因為問題愈複雜、愈深刻，決策錯誤的後果，也將更加嚴重。錯誤的決策不但會讓內部社會陷於混亂，也可能讓鄰近亞洲國家面臨被捲入風暴的危險。
回顧台灣的改革過程，今天台灣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要歸功於歷任政府的遠見與規劃能力。當時如果錯估情勢，走上錯誤的方向，不僅無法應付當時所面臨的問題，也無法奠定現在的施政基礎。同時，也要感謝全民一致的體認與支持，才能讓政府政策持續推動，順利完成結構性的變革。
台灣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經「脫胎換骨」。從身處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為力，蛻變為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但是，這是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經歷各個階段的變化才達成的。不是今天突然想到，明天就能立即實現；也不是經由暴力革命，迅速產生的變革。
現在回顧台灣所經歷的轉型過程，雖然極具革命性，但卻是在維持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的基礎上逐步達成的。我們在過去十多年間完成的結構性變遷，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寧靜革命」。
這場革命的起始，大致是沿著四個方向前進。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外交務實化，三是開展兩岸關係，四是經濟升級。
在「寧靜革命」的四大課題中，有三項對當時的我們而言是全新的經驗，那就是：民主化、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過去台灣將經濟發展列為最重要的課題。認為只要達成經濟的繁榮成長，國家的發展就不會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想法並沒有錯。但是，面對國際環境的急遽變化，和大陸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我們內部的改革和對外政策的修正，就愈發顯得重要。
也許下一世代所面對的課題，就在於如何因應這三項問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將我們這一世代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處理的經驗，儘量詳細的記錄下來。因為這不僅對台灣，也對全中國的未來具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