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移交關鍵一百天

 

 台灣歷史上首度政權移交,其險峻情勢以「驚濤駭浪」來形容也不為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內心真是百感交集,如果有哪一步處理不當、哪一個重大環節思慮不周,政權是不是真的可以和平轉移,轉移初期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人民感受到的風平浪靜,其實都在未定之天。

 事實上,台灣這艘民主之船趕上世界潮流、航向海洋文化的同時,卻也充滿暗潮洶湧的危機,所有國內外重大挑戰,都在政權移交前後短暫時間內,考驗著我們的智慧、視野與定力,所幸我們平安駛過,讓台灣可以順利揚帆前行。

只是良心移交而非制度移交

 台灣雖已舉行兩屆總統民選,但很多民主遊戲規則在第一次大選時尚未建立,第二次才稍微正常化。

 總統競選期間,國安局長丁渝洲主動向各組候選人進行國家安全簡報,我們表示歡迎、開放與尊重的態度,因為我們知道,選前所做的國安簡報內容一定很有限,但我們也了解,第一次總統大選時國安局並沒有向候選人進行簡報,因為當時李登輝先生非常可能繼續執政,沒有政權轉移的問題。所以,我們仍然認為,這次簡報對於台灣民主發展,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更重要的是,去年三一八下午投票截止時,參謀總長湯曜明在電視上公開宣示:「不論是誰當選,中華民國的國軍都會效忠新的三軍統帥,會效忠新的國家元首、新的總統。」這是民主應有的基本規範,我們欣然看到這個發展。這當然是李前總統同意下的動作,當時李前總統也還不知道投票結果會是如何,但他同意在卸任前建立這樣的民主制度,顯示他對政權和平轉移真的是有很大的使命感。

 但是,即使李前總統有這樣的使命感,我在當選後仍曾經自問:政權是否能和平轉移?我是否能順利宣誓就職?

 事實上,政權移交絕對是一個大難題,不要說我們沒經驗,國民黨那邊也沒經驗,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政府並沒有建立一個政權移交的制度,也沒有政權移交的清冊,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只能說,這次的政權移交是「良心移交」,不是「制度移交」,是「口頭移交」,不是「清冊移交」。

國家機密檔案空白的危機

 在政權移交前後最關鍵的一百天內,我對內必須處理來自軍方與情治系統、社會情緒、檔案移交這些方面的難題,對外則必須妥善處理對美關係與兩岸互動。

 首先,軍隊是政權移交中最重要的部分。過去民進黨被軍中長期列為「三合一敵人」,我也被認為是台獨同路人,但我一夕之間成為三軍統帥,將心比心,軍方對我有疑慮是正常的,所以要處理軍隊「為何而戰」及「為誰而戰」的問題。

 第二點,當三一八群眾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時,李前總統決定提前辭去國民黨主席,讓社會不滿氣氛得到紓解,這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第三點,除了國家安全會議沒有完整的檔案資料外,包括總統府、行政部門都不是那麼配合,所幸李前總統後來做了一些交代,但在程度上也不是百分之百,一直到現在,政權轉移都還在進行中,我們點滴在心頭。

 已經過了一年,李前總統有一次說,他有件事忘了告訴我,其實,他忘掉的事可能還很多。台灣社會應該好好思考,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否則沒有規範、清單,政權移交會有問題。

 現在想起來,我們都還會捏把冷汗。掌握國家安全最重要的國安會,有些重大的事情,在移交時竟然連一份會議紀錄的檔案都沒有,我們完全不知道過去國安會做了什麼?碰到過什麼問題?當時如何危機處理?

 有一句西諺說:「無知讓人恐懼。」這是我們在政權移交時碰到的真實狀況。國家安全和兩岸、外交緊密相連,這種交接空白對治理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事,對我們也造成很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將所有大小檔案全部建制化,就是為了要對歷史負責。

 民主國家政權轉移時,通常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法定上的職務與檔案交接,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沒有明文規定的工作交接。美國是以政府移交委員會作為中介,新舊閣員的職務「統收統交」,台灣卻變成個別交接,所以我們當時非常憂心,但還是非常感謝李前總統的協助。

如何安定軍心

 談到最重要的安定軍心。政黨輪替不是大家想的那麼簡單,菲律賓、印尼到現在都還有軍隊干政的問題,假如軍心無法安定,政權未必能和平轉移。

 不容諱言,選前台灣社會也有很深的疑慮,認為阿扁當選軍方會不安,所以我在選前就明確宣示:選後軍方、情治單位人事不會出現大變動,以安定為原則。

 我常說:軍隊安定,社會才會安定,只要軍隊不亂,人民就不會亂、國家就不會亂。很多人無法了解,我當選後密集拜會國軍現任、退役將領,就是為了打破選前社會與軍方對我的誤解。

 五二○就職後第二天,我在一大早遙祭國父陵寢後,隨即飛到金門與金防部同僚見面,同時表達對他們捍衛國家的感謝之意。接下來的一年,我到軍中視察數十次,不論是兩千六百公尺的高山基地,或是最前線的大膽島、二膽島,或是在北疆的東引、亮島,或是在南疆的東沙群島,只要有國家官兵在的地方,就有阿扁的足跡。

 我跟湯總長說:「你不必考慮高山、離島,或是偏遠地區,只要有弟兄的地方,我就要去!他們都不怕辛苦了,我有什麼辛苦好怕?他們都不怕危險了,我又有什麼安全顧慮呢?」


 另外,軍方以前是以反台獨作為中心思想,所以軍方與民進黨沒有互信基礎。民進黨人士當選總統,政黨輪替後的中心思想是什麼?這對軍方來說的確是大問題,也是非常危險的尷尬、空白期。軍隊一定要有中心思想,政黨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是另一回事,但軍隊的角色、定位、認知很清楚,所以我必須處理好軍方「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問題。

情治單位的亂象

 我們努力和軍方建立互信基礎,形成新的思想教育,這是一個非常辛苦但卻非常重要的過程。我們慢慢讓軍方了解,誰要消滅中華民國,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讓軍方有新的中心思想:我是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而戰、是為了國家而戰,不是為了任何單一政黨。

 也因為這樣,我就任總統後到軍方演講的稿子,大多由軍方提供,我只就冗長部分請軍方修改,其他不會更動。我第一次在陸軍官校喊口號時,就照軍方擬的「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自由民主萬歲」,包括軍人讀訓,我也沒有任何更改,表示我對軍方的高度尊重。

 我更主動觀看莒光日教學節目、在將領晉陞時一併約見家屬、主動召見三軍官校要留學美國的學生,我在這些細節上的用心,相信能讓軍方感受到三軍統帥對於他們的重視。

 而在情治單位部分,由於調查局等單位長期把工作與意識形態緊密結合,使得政黨輪替後,情治單位的內部紛爭亂象始終不斷,過去國民黨黨國體制強力壓抑的很多問題,都在我上任前後逐漸爆發,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平息。

 情治單位出現的危機,一在國內、對岸情報都大量減少,二在對岸情報員不知「為何而戰」。情報大量減少其實還好,民進黨過去從來就沒有過這些情報,所以沒有依賴性,可以忍受。

 大陸老情報員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卻是大問題,所以我們也努力讓情治單位在一定程度上中立化,這對民主政治有很大幫助,從長遠歷史來看,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里程碑。

全力修補對美關係

 對外,在對美關係與兩岸關係部分,我就任總統時更可說是處於最壞的狀況。當時台美關係因為李前總統發表的「兩國論」而盪到谷底,兩岸關係也因為中共對阿扁的疑慮而異常緊繃。

 在我上任前,美國對民進黨是高度不信任,對我個人非常不放心,所以過去也有所謂「台灣是麻煩製造者」「民進黨是麻煩製造者」,甚至「阿扁是麻煩製造者」的說法,所以我們能從所謂麻煩製造者變成和平締造者,從過去的不信任到今天能夠讓國際社會放心,一路走來很不容易。

 我當選總統後,美國還不是很清楚我的想法和做法,我花了非常多時間修補對美關係,不但延續李前總統時代建立的聯繫、對話機制,也重新建立與美方的互信基礎。

 同時,我在五二○就職演說中強調,「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這項「四不一沒有」重大宣示,目的是為了讓台灣人民、對岸與美國政府了解,阿扁不是一個不能預測、複雜的政治領袖。

 五二○演說做了非常好的溝通,美國覺得可以接受、可以滿意,但只是一次談話,並不等於未來也一樣可以讓他們接受和滿意,所以中共有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美國政府也還在所謂的聽言觀行階段,我們繼續努力做到言行合一,讓美國相信五二○演說的確就是我們的兩岸關係主軸,我們真的用了非常多心血。台美關係的修補與改善,後來全都反應在美國對台軍售決定,以及我第二次出訪時過境美國所受到的禮遇與重視之上。

 我們也密切觀察中共對於「四不一沒有」的反應,但隨著我們的小心、穩健,充分展現出兩岸以和為貴的善意,以及守住應有的對等談判堅持,兩岸關係終於也度過政權移交前後那一段充滿不確定性的關鍵時刻。

 天佑台灣!讓阿扁可以帶領台灣人民走過那段風雨飄搖、驚濤駭浪的危機時刻。當政權移交的民主制度更加建立之後,今後的政權移交,將不會再如去年這般充滿危險性與不確定性,台灣的民主之路也將更為穩定與平順。